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页对长城的说明称,它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修到17世纪,总长超过两万公里,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主体是墙体、马道、瞭望台和墙上的掩体,还包括沿线的堡垒与关隘;页内又说,它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列举理由时,并举了甘肃保存的西汉夯土墙段和明代的砌石墙体。
先看一条线索,它只是一句话。《左传》僖公四年,楚国使者屈完对齐桓公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这句话把方城当作城,没有说它是墙还是山。到了战国,《史记·匈奴列传》记:“秦昭王时……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并天下,“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蒙恬则“暴师于外十余年”。《蒙恬列传》写成“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还记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
司马迁并不全是赞许。他到过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临死时自问:“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秦始皇本纪》末又引贾生(贾谊)的话,说秦“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同一道墙,在史书里既是功,也是百姓的力气。
这笔账后来进了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道:“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又说“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教科文组织的页面也提到,长城因修筑中的辛苦而成为中国文学里的重要参照,举了陈琳的一首兵士歌谣(页面英文题目直译如此)和杜甫的诗;页面没有写出诗题,是否就是上面这一首,这里不作断定。
向西,墙连着亭障。《史记·大宛列传》记武帝时汉军破了姑师等处之后:“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明代的长城是另一种写法,数字很具体。《明史·戚继光传》在“隆庆初”之后记“二年五月”,即隆庆二年(1568年)农历五月,他受命“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上疏数出练兵的毛病,其一是“有火器不能用”。后来他任总兵官,巡行塞上,议建敌台,说“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并说“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又算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主张“跨墙为台”,“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先建千二百座”。传中没有给出这次建议的年份。后文记“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他又议立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寇至,火器先发”。这些数字说的是蓟镇一段,不是全线。
长城不是孤立的一道墙,旁边还有四条线。蒙恬修的直道,既见于《蒙恬列传》,司马迁也亲自走过,这与北疆驰道一条讲的秦直道是同一件事;“酒泉列亭鄣至玉门”,汉代的亭障沿河西排向玉门,丝绸之路一条所讲的商路也由此出关(这是本文的联系);戚继光的车营“火器先发”,火器革新一条所讲的火器,在这里写进了他的车营战法;而“固轻百姓力矣”那句评语,出自史家绝唱一条讲的《史记》。
同一道墙,被三种人量过。司马迁量的是百姓的力气,陈琳量的是连连三千里的城下白骨和家中的寡妇,戚继光量的是高五丈、驻百人的一座座台。教科文组织的页面把它看作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碰撞、交流的实物,而史书、诗和奏疏各留了一笔账。墙既是防线,也是账本和诗题,能被这样反复地算、反复地写,它才进了正典。
万里长城是山河经略里讲长城防御工程的一类,这道工程由墙体、关隘与烽燧组成,大致沿着农耕与游牧地区的分界延伸。春秋战国时各国相继筑墙,秦把旧长城连起来;今天所见的长城,主体多是明代的砖石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