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自己养人才,先得有一个管学校的衙门。《旧唐书·职官志》叙国子监的沿革:“北齐曰国子寺,隋初曰学,后改为寺,大业三年改为监”,又说祭酒、司业“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代国子监何时成形,说法不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鸿在《文汇报》的专栏文章(中新网转载)里说,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国子学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为国子监;《旧唐书》则写隋大业三年已改为监。两说这里并录,不作裁断。
本条题作一馆六学。《新唐书·选举志》写“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又写“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题中说一馆,史书记的却是两馆,天宝九载又添了广文馆。入馆的人,《新唐书》列为“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六学按出身分等: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其中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五十人,书学、算学各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课业按学科分。经分大、中、小,《孝经》《论语》“皆兼通之”;算学“九章、海岛共三岁”,“缀术四岁”;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旧唐书》补了专业:律学“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算学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另有十五人习《缀术》《缉古》。考核也严:“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每年冬天,“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太宗朝是扩张期。《旧唐书·儒学传》说他在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增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共“三千二百六十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的酋长也遣子弟入国学,“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律学博士条下注明“太宗置”。他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命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令天下传习”。
这座体系并非一路兴旺。《旧唐书》说高宗继位后“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到武后时“二十年间,学校顿时堕废矣”,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新唐书》记天宝九载置广文馆,“领生徒为进士者”;又说“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十二载敕令“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十四载又“复乡贡”。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同一段接着说“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书馆、算馆各十人,东都另有定额,这几组数目没有另系年份。前文的评语是“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
一馆六学也连着几条正典。九章算术一条:算学把《九章》排进三年的课程,余俊杰在2018年的论文摘要里说,“学者一般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不利数学发展”,他要换一个角度来看算学与科举的关系。汉字经纬一条: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限期三年、二年、一年。四书五经一条:《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国子学的经书又分大经、中经、小经。科举选贤一条:唐代取士,“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学馆是其中一路。三舍法一条:宋代仍是“凡学皆隶国子监”,律学则“熙宁六年,始即国子监设学,置教授四员”。
一座国子监,把读经的、学律的、习字的、算数的编在同一个学籍之下;四门学一千三百人里,有八百个庶人子弟。太宗年间学舍增到一千二百间,入学者八千余人;高宗以后又有“二十年间,学校顿时堕废”的话,到元和年间重定员额,西京四门只剩三百人。它的账本里有盛也有衰,却让律、书、算三门手艺,同经书一起写进了国家的名册。
一馆六学是杏坛薪火里讲唐代官学的一类。它讲唐太宗贞观初年国子学独立为国子监,下辖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另设弘文馆,专收皇族贵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