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云雾缭绕的山水间,文士们在殿前和桥边设案读写,有人展卷讨论,有人沿山径行走,远处夕阳映湖。
乐记文献
儒家乐论的汇集之作,提出“礼乐教化”,把音乐与政治、心性修养联系起来
《乐记》今天是《礼记》里的一篇。孔颖达的疏引郑玄《目录》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疏又说,今本是从《别录》所载二十三篇里截取的十一篇,余下十二篇“其名犹在”;这十一篇各有名目,如《乐本》《乐论》《乐施》《乐言》。
它出自谁手,古人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写道:“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志中另记其内史丞王定传给常山王禹,禹在成帝时献上二十四卷,而“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隋书》载沈约的答语,既重述这一说法,又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它怎样进入《礼记》,也有两种讲法:《隋书·经籍志》说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称《小戴记》,其后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孔颖达则据《别录》,说《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
《乐记》的论证从人心起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由此推到政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要“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它又把乐摆在与礼相对的位置:“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修身则要“致乐以治心”;乐能“善民心”,因为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这套说法在史书里有回声。《汉书·礼乐志》记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献上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却“不常御”;志中讲礼乐的一段,“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与《乐记》的文句相同。《史记·乐书》里也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下诏,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前半句与《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字字相同。到了唐代,《旧唐书》记永徽四年(653年)三月,“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礼记正义》的卷三十七至三十九就是《乐记》。
它引出的争论也留在史料里。《乐记》自己记魏文侯向子夏诉苦:“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汉书·礼乐志》记哀帝引孔子“放郑声,郑声淫”,下诏“其罢乐府官”。嵇康作《声无哀乐论》,借秦客之口引出“亡国之音哀以思”,又让主人答以“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乐记》同其他典范的关系,可以从五处看。与“礼以行之”相连:《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又说“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分等级,乐聚人心。与“礼乐仪式”相连:它把“钟、鼓、管、磬,羽、籥、干、戚”算作“乐之器”,把“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算作“礼之器”,仪式上用的东西由此有了名目。与“四书五经”相连:沈约说“秦代灭学,《乐经》残亡”,五经里没有乐,论乐的文字便靠《礼记》里这一篇留下来。与“华夏民乐”相连:篇中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又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把琴瑟的声音和古人的政教放在一起。与“歌谣百调”相连:篇中把“郑、卫之音”与古乐对举;《汉书·礼乐志》记哀帝先引“放郑声”,再罢去乐府,而乐府正是“采诗夜诵”、收得赵、代、秦、楚之讴的官署。
《乐记》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讲到“审乐以知政”,把听什么、奏什么当作看政事的门径。它的话留在了史书和诏令里:《汉书·礼乐志》有与它相同的文句,梁武帝的诏书照用“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唐代明经考试所依的《五经正义》里有它的疏;嵇康则作《声无哀乐论》,说声音“无系于人情”。一篇只剩十一篇的论乐文字,既被朝廷一再引用,也被后人拿来辩难,乐与政的关系由此成了一个反复要问的问题。
乐记文献是丝竹霓裳里讲儒家乐论的一类,核心是《乐记》: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采集先秦乐论编成,后来被戴圣收入《礼记》,唐代又随《礼记正义》成为科举经学的标准读本。它把音乐同政治和人的心性连在一起,主张以礼乐教化人。
书斋案上,学者整理乐论文献:或校勘乐经残简,或批注乐律谱,琴瑟静置案侧,文献堆积如山. 将音乐上升至政治治理与心灵内省高度的乐理总纲.
相传,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向老师请教:为什么古人讲礼的时候,也要讲乐?
老师没有立刻回答,拿起桌上的琴,拨了两个音。头一个音沉稳,后一个音轻快。他问学生:你听了,心里有什么不同?
学生想了想,说:头一个让我坐直了,后一个让我想笑。老师点点头,说:古人想的,就是这个。
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采集先秦乐论编成《乐记》,儒家乐论第一次成篇;戴圣编《礼记》收入《乐记》,使之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篇;唐代孔颖达主持的《礼记正义》颁行,《乐记》的注疏成为科举经学的标准读本。(这是一则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