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出现以前,用人形陪葬是有人议论的。《孟子·梁惠王上》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礼记·檀弓下》记孔子谈明器,说“为刍灵者善”,又说“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两处都把俑看成离用人殉葬不远的东西,这是礼以行之一条所讲的礼,对陪葬提出的约束。
秦陵的做法是另一番样子,先看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写:“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二世下令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一段没有提到俑坑。陵墓始建于公元前246年,近二百个陪葬坑里有成千上万的真人大小陶兵马俑、铜车马和兵器,这处遗址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史书写陵中的江河与殉葬,俑坑的一面,是一口井带回来的,这使它与史家绝唱一条所说的《史记》,成为互相补足的两种记载。
三个坑各有分工。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14260平方米,据试掘出土的俑和马的排列密度推算,坑内约埋陶俑、陶马6000件,另有大量青铜兵器,1974年3月临潼西杨村的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据试掘推断埋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兵种更齐全”,1976年4月发现;三号坑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埋陶俑、陶马72件,“有学者认为,它是统帅一、二号兵马俑坑的指挥部,古代称为军幕”,说法是学者的推断。一号坑从2009年开始第三次发掘,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初步厘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并明确陶俑的制作程序:先塑出大型,再作细部雕饰,然后粘接双臂;研究员申茂盛据其框架式的建筑结构,推测一号坑修建较早。这支陶俑队伍是战国至秦帝国时期军事组织的见证,坑中实物有矛、剑、斧、戟、弓、箭。
这支队伍与戈戟阵法、青铜鼎彝都有牵连。戈戟阵法一条讲车阵中的配合,二号坑的陈列品里并列着车士俑、御手俑、骑兵俑、鞍马俑和跪射俑;一号坑的藏品里有青铜戟、铍、戈、剑,与青铜鼎彝一条所讲的礼器一样,是青铜铸成的。1980年12月在封土西侧发掘出两乘彩绘铜车马,“按秦始皇御用车队中属车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成”,金银饰品重14公斤;百戏俑坑出土了2件青铜鼎和20多件陶俑,陶俑上体裸露,下着彩色短裙,与真人一般大小,姿态各异。
陵园里的坑本身也是营造。文官俑坑是“地下坑道式全木结构建筑”,清理出棚木、厢板、铺地木和封门木,坑中的12件陶俑是袖手俑和御手俑,“头戴长冠,拥有一定的爵位”,与一号坑的武士俑相比“较显文弱”。陵园用木头搭成地下的屋,这是木构营造一条所说的木作,在地下的另一种用处。
俑的做法在汉代继续,也改了样子。汉景帝阳陵始建于公元前153年,汉初的皇家工匠在秦代塑衣式陶俑的基础上吸纳楚文化元素,创出着衣式陶俑,木质双臂和丝麻衣袍早已腐朽,成了今天看到的缺失手臂的俑;讲解员马昆说,秦代兵马俑注重写实,汉代兵马俑则更注重写意。阳陵的外藏坑寓意“宫观和百官位次”,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奠定了古代帝陵陪葬制度的基础,东汉、隋唐乃至明清的陵墓形式虽有变化,陪葬墓区的设置和陪葬者的身份仍受它影响。俑从孟子口中的话柄,变成了陵墓里的一项制度。
没有这支军阵,后人读《史记》只知陵中有江河、有机弩、有殉葬的工匠,而不知秦军排阵的细节,也不知《孟子》《礼记》议论过的俑,到秦代已造到了什么规模。
孔子说造俑不仁,因为那离用人殉葬已不远;始皇陵却把真人大小的陶俑排进大小不同的坑:一个坑里陶俑与青铜兵器并出,一个坑里车骑并列,一个坑被学者看作指挥部。《史记》写下陵中的水银江河与被关死的工匠,没有写这支队伍,是1974年农民打井带回了它。到了汉景帝的阳陵,俑穿上了丝麻的衣袍;西汉帝陵的陪葬制度为后来的帝陵奠定了基础。
秦俑军阵是匠心格物里讲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一类。陶俑按真实的军阵布置,大小同真人一样,千人千面;一、二、三号坑分别是步兵方阵、车骑混编和指挥部,再现了秦代军队的编制。这一类也讲各个时代的墓葬俑像,以及车马舆具。陵墓的地下宫室和规制归地宫规制,石窟里的造像归石窟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