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礼器的特别,先在做法上。中国社会科学网刊载刘煜的文章说,用陶范铸造青铜礼器,不同于西亚、中亚和欧洲锻打兵器、工具、饰物并用失蜡法制雕像的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这套技术形成的关键阶段:三期的铜器里出现爵、戈、戚,四期出现鼎、盉、斝、觚,礼器中酒器突出,以爵、斝、盉为代表。文章还写到,二里头出土的陶范上有榫卯结构,为的是合范。晚商的后母戊鼎,据该网另一篇文章,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里的“司”字是不是“后”字的反书,学界至今有两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殷墟时说,妇好墓是商王室成员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随葬品里有饰纹的青铜礼器。
鼎成了政权的凭证,文献里讲得很清楚的是问鼎一幕。《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子在周的边境陈兵,“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答:“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又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在这番话里是随德而迁的东西。九鼎后来的去向,《史记·封禅书》留下两说:“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又有人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鼎也是礼的载体,与礼以行之一条相连。《左传》成公二年,仲尼(孔子)谈赏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并推出一串关系:“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成公十三年,刘子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晋国把刑书铸在鼎上,仲尼批评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贵”,担心的是贵贱的次序被冲掉。祭祀与战事并列,在《周礼·考工记》的配料表里也看得见:“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祭器与兵器配的是同一类铜锡,只差锡的分量,戈戟阵法一条所讲的兵器,料子与礼器同源。
铭文使鼎成为文字的载体。《礼记·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篇中抄录了卫孔悝的鼎铭,并警告:“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写在器上的话,要受是非的约束。中国新闻网转载文汇报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文章,说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的内壁铭文,据杜迺松统计分别是497、291、290字,三鼎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毛公鼎的铭文记周宣王策命毛公,大盂鼎的铭文与《尚书·酒诰》的内容吻合。文章引李学勤的话:“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并说商周留下的传世文献有限,这类文字就担起勾勒当时社会的任务。它与史家绝唱一条所说的成书之史,是同一段历史的两路记载。
秦汉以后,读铭文成了一门学问。《汉书·郊祀志》记美阳得鼎,献给朝廷,有司“多以为宜荐见宗庙”;京兆尹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上议,引铭中“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琱戈。’”,断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又说“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皇帝批示:“京兆尹议是”。许慎《说文解字·叙》则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鼎彝上的字成了认识古文字的一条路,这是青铜与汉字经纬相交之处。
在古人眼里,金石与竹帛是并列的两种载体。《墨子·贵义》写:“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简牍帛书一条所讲的竹帛,与金石合起来,才是墨子所说的传道之具。没有青铜礼器,“器以藏礼”便无物可指,西周的册命、征战、营城,也只剩寥寥几部传世书可查。
王孙满以德而不以鼎的轻重回楚子,仲尼说器是用来收藏礼的,《祭统》说铭文把祖先的美德交给后世,张敞凭鼎上的字驳回了供奉宗庙的提议。青铜器因此既是政权的凭证,也是礼的实物,还是一份写在器上的记录:它让铸鼎的王命、赏赐与战事,在器物沉入地下又重见天日之后,仍能被人读到,西周的册命、征战与营城,有一部分便是靠它留下的。
青铜鼎彝是匠心格物里讲青铜器的一类,以鼎、簋、尊、爵为核心。器物用块范法铸成,上面铸有金文,用器来承载礼制,用铭文来记录往事,是宗法礼制的物质体现。这一类讲青铜食器、酒器和水器,也讲铜镜、灯具、香炉等青铜器,以及度量衡器。金银器皿和金银饰件归金银珐琅,青铜雕像和三星堆的青铜器归古蜀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