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明称，大运河从公元前5世纪起分段修建，到隋代才出现把各段连成全国一体交通线的构想，到元代达到新的高峰，以两千多公里的人工水道把五大流域联在一起。运河的起点见于《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传文只说是吴国所为；因《哀公元年》已记“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后人把开邗沟归于吴王夫差。

隋代把各段接成干线。《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通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又“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元代再添新段：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以通南北之货”；至元三十年（1293年），都水监郭守敬主持的通惠河告成，此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靠陆路运官粮，此后“京师无转饷之劳”（《元史·河渠志》）。于是有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

运河的分量，在于它怎样维系一个都城在北、粮赋在南的国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陈超指出，中国经济重心自魏晋南北朝转移到南方之后，北方一直是政治中心；在他看来，隋唐开凿并维护运河，就是为了维系这种格局，漕运通过运河把各地的赋税、粮食、钱帛运到京城。教科文组织的说明也说，运河长期由漕运制度管理，即朝廷对粮食和重要原料运输的专营，把农耕经济与朝廷、百姓和军队的粮食供应联系起来。明代的选择可以为证。《明史·河渠志》记，明成祖建北京，起初“转漕东南，水陆兼輓”，并参用海运；永乐九年（1411年）命尚书宋礼等疏浚会通河；同卷又记陈瑄、清江浦一段的工程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告成，接着写道：“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清代的河运则从19世纪中叶起逐步收场：《清史稿·食货志》说“自咸丰三年河运停歇”；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运道益梗”；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朝廷“以财用匮乏”，谕令各省河运、海运自当年起“一律改征折色”。

运河也改变了沿岸的生活与文化。陈超认为，运河的贯通促进了沿岸商业的发展，“运河两岸城市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物资往来之中也传播了文化。对开河的评价则有分歧。唐代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写的是汴河，即隋代通济渠一线：“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里说人们都把隋亡归于这条河，又指出千里水路至今仍靠它通行；在他看来，若没有炀帝乘龙舟巡游之事，开河之功可与大禹治水相比。2014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教科文组织的说明称它至今仍在使用。

运河与三种典范相互牵连。与“九曲安澜”：《清史稿》记下了黄河对运道的牵制：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由张秋入大清河，“运道益梗”。与“授时历定”：主持通惠河的郭守敬，也是呈上新历的官员之一。《元史·郭守敬传》记至元十七年新历告成，郭守敬与诸臣一同上奏；又记至元三十年元世祖从上都回京，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大悦，赐名通惠河。在元代，修历与开河都有郭守敬参与。与“市井商肆”：陈超说运河两岸城市商业气息尤为浓厚，南来北往的船货，给沿岸城市的街市带来了买卖。

一个都城在北、粮赋在南的国家，要靠这条运河把南方的粮赋运进北方的京城，这是它成为典范的根本。史志记下，粮路一变，制度也随之改变：明代自1415年起漕运直达通州，海运、陆运俱废；清代河运在咸丰年间停歇，到1901年漕粮一律改征折色。它也牵连着别的典范：黄河决口使它“运道益梗”，郭守敬既参与修历又主持通惠河，沿岸城市因它百业俱兴。皮日休咏汴河，甚至说若无龙舟之事，开河之功可与大禹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