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读书讲学的地方,揭示是把规矩写出来,挂在楣间。《宋史·朱熹传》记,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朱熹“除知南康军”;到郡以后,他不时到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又“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传中只给了任命的年份;访书院、复旧址和写《揭示》在哪一年,本文所据各页都没有写明,这里不取。
《揭示》开头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注明“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孟子》里有“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一句。其次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句出自《中庸》。再次是修身、处事、接物的要点,其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几组句子在《孟子》《中庸》《汉书》里都能找到,这是对照原文得出的看法,《揭示》本身只说取自圣贤教人之法。
他说明了为什么这样做:“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又说“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因此“今不复以施于此堂”,只取圣贤教人为学的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
当时的情形,见于陆九渊的传。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朱熹知南康军时,他来访,“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朱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两人“贻书往来,论难不置”。同一处讲堂,容得下学派不同的人。
学规的流传,另有两处记录。李滉的《进圣学十图札》,以“白鹿洞规图”为第五图,写道书院“聚徒设规,倡明道学。书院之教,遂盛于天下”,又说“故规之穷理力行,皆本于五伦”。元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卷首把《白鹿洞书院教条》同《程董二先生学则》并列,附言称“白鹿洞教条乃文公朱先生所集圣贤之成训”。
清代书院进入官府的视野。《清史稿·选举志》说:“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又说“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乾隆元年的上谕(《淡水厅志》载)回顾“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谕旨把书院比作“古侯国之学”,理由是“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并要求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又说“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
这份学规与几条正典有关。四书五经一条:《揭示》的句子取自《孟子》《中庸》;科举选贤一条:朱熹与乾隆上谕,都把声名利禄、举业摆在为学的对面;三舍法一条:绍熙三年,赵汝愚等批评当时“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请“倣舍法以育材”;西学东渐一条:光绪二十四年,德宗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并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然而“未几,八月政变”,到二十七年才“学校渐有复兴之议”;那道谕旨还规定“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书院的经费则“尽数提作学堂经费”。
几行揭在楣间的字,列的是五教、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的要点,句子多能在《孟子》《中庸》《汉书》里找到。朱熹说为学不为钓声名、取利禄;陆九渊在白鹿洞讲义利,听者落泪。为一座书院订的学规,后来列进元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画进李滉的《进圣学十图札》,又写进乾隆元年的上谕,要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光绪二十四年书院奉谕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同年的上谕仍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
书院揭示是杏坛薪火里讲书院学规的一类。它讲南宋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清雍正年间书院纳入官方资助,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改书院为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