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是被兵打开的。《淮南子·人间训》写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守“镡城之岭”“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越人则“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适戍以备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前214年)记:“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淮南子》没有写渠名;鱼孟威的“旧说”把灵渠的首凿系于秦,两处是否同指一渠,页面没有说。
凿渠的是谁,各书的说法不同。《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写秦“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唐代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则说:“旧说,秦命史禄吞越峤而首凿之,汉命马援征征侧而继疏之。”两处一作监禄,一作史禄,页面没有说是不是同一个人。《明史·河渠志》在洪武年间记:“四年修兴安灵渠,为陡渠者三十六。渠水发海阳山,秦时凿,溉田万顷。马援葺之,后圮。至是始复。”
工程怎样做,鱼孟威写得详细。灵渠“导三江,贯五岭”,用来“济师徒,引馈运”。后来“年代浸远,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船行时“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宝历初,给事中李渤“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真注”,但主事的吏“杂束筱为偃,间散木为门”,不多年又坏。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自黔南移镇桂州,问左右为何不修,末校刘君素答:“帑藏且殚,闾井亦蠹。”他于是召刘君素主持,共用“五万三千余工,费钱五百三十余万”,“自九年兴工,至十年告毕”;“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斗门“悉用坚木排竖,至十八里”,页面写的是“十八里”。修成之后,“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他说朝廷闻知,“远降诏书”,但他“何敢当诏书之美”。记写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十五日,月份为农历。
鱼孟威还给这条渠下了一个判断:“是则古因斯渠,以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渠起先为兵用,到了唐代,却成了桂人的负担,“且逃且死,无所诉怨,殆十七八矣”。他列出的用处,也不只是通船:同一串里还有“推俎豆以化猿饮,演坟典以移鴂舌”,把一条水路同教化连在一起,并说这篇记是要“叙民之艰苦,实由斯渠”。这是他一人的议论,不能当作各朝的共识。
岭南后来的政治,史书另有记载。《史记·南越列传》写:“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亡后,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与长沙接境。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于是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湘江上游一侧的灵渠,正在这条边界一带,这是本条的读法,这些页面都没有提到灵渠。中国日报网英文版2018年的页面则说,灵渠建于两千年前,兼作水运通道与灌溉工程,使兴安成为农业发达之地。
同别的正典对读,有几处可连。京杭运河一条讲沟通南北的人工水道,鱼孟威写灵渠“引馈运”,《明史》写运河“转漕东南”,说的都是运粮。北疆驰道一条讲秦的北路,《淮南子》把“筑修城”与岭南用兵写在同一段里,严安又把二者合称“北构于胡,南挂于越”。羁縻分治一条讲册封首领、间接治理的边疆制度;南越列传里汉高帝“立佗为南越王”是岭南的一例,页面没有把它称作羁縻。
从这些记载看,几种用途各有出处,彼此未必相接:《淮南子》记秦人“以卒凿渠而通粮道”,没有写渠名;鱼孟威的“旧说”只讲首凿者是史禄;他写的“济师徒,引馈运”,没有分朝代;桂人的差役出自他的记,“溉田万顷”出自《明史》。每一种用途,都只有一两页文字作证。
《淮南子》记秦人“凿渠而通粮道”,没有写渠名;严安上书说凿渠的是监禄,鱼孟威的“旧说”则把灵渠的首凿系于史禄。秦人所凿是否就是灵渠,监禄、史禄是否一人,页面都没有说。可查的是:《明史》记“马援葺之”,唐代李渤与鱼孟威先后修治,明初“至是始复”;鱼孟威既说它“济师徒,引馈运”,又说它“翻劳华夏”。灵渠的分量,就在这样一条一再修治、又被修治者写下得失的水路上。
灵渠通航是山河经略里讲灵渠的一类:公元前214年秦为征岭南开凿的运河,以及唐代的重修。它穿过湘江与漓江之间的分水岭,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接了起来,唐代又建了铧堤、设了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