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

春秋晚期，孔子的学生问仁，他因人作答。颜渊问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他答“爱人”（《论语·颜渊》）；有子把孝弟称作“为仁之本”（《论语·学而》）。到战国时期，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离娄下》），又说“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把仁安放在人人都有的不忍之心上；他劝齐宣王把不忍看一头牛被宰的心推到百姓身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恩足以保四海”（《梁惠王上》）。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概括说，在孟子看来，仁是从幼年的爱亲之情培养起来的。

此后两步把仁带进了国家的制度。西汉武帝即位后征举贤良，董仲舒对策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南宋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据《大英百科全书》，这套书在1190年刊行。《四书大全》引朱子的话说：“仁者爱之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合而言之，则四者心之德，而仁为之主”。

仁对历史的作用，一是成了衡量君主与政事的尺度。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说：“仁者无敌。”据儒家网编者整理的宋立林讲座概要，这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在讲座中谈到，孟子把礼治与仁政紧密结合，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为基础。二是进入了选官与教育。《汉书》记，董仲舒对策之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儒学由此有了学官，地方荐举也有了名目。三是成了科举的内容。据新世界百科全书，元朝在1313年把四书定为官方经典，以此为准的科举从1315年开始；《大英百科全书》记四书在1313年至1905年间是科举的官定科目，从1415年起熟悉朱熹的注是应试成功所必需。此后近六百年，凡经科举入仕的读书人，都要先读朱熹对仁的解释。

在观念上，仁被放在生死之上。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它也一再被后人重读和质疑。清代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批评的是以“理”责人的做法。清末谭嗣同著《仁学》，界说的第一条是“仁以通为第一义”，把仁解作人与人之间的相通。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狂人翻开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他却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同一个字，在元明清是取士的标准，到了近代又被写进对旧历史的控诉。

仁与另外四种典范互为依托。与“礼以行之”：颜渊问仁，得到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孟子也以“仁者爱人”与“有礼者敬人”并举；同一份概要把孔子思想的核心归纳为“仁礼合一”，说孔子通过“以仁释礼”为礼乐文明注入新生。与“孝慈传家”：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孟子的推恩也从“老吾老”开始，家中的孝是仁向外推的起点。与“四书五经”：朱熹把对仁的解释写进四书的注里，四书因此成了讲仁的基本文本。与“科举选贤”：元代以后的科举以四书和朱注为准，仁的定义随考试进入了每个应试者的课业。

仁能成为典范，是因为它从师生问答一路走进了国家的制度：孔子用它解释礼，孟子拿它衡量君主，汉代依董仲舒之议立学官，元明清以朱注取士近六百年。它又是礼、孝、四书与科举共同的主题；没有它，礼会只剩仪节，孝会止于一家，四书和科举也少了一以贯之的内容。也正因为它站在这个位置，戴震、谭嗣同和鲁迅才一再重读它、质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