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怎样同强者相处,战国的人把这件事想得很细。博弈制衡的分量就在这里:它把“力量不够时怎么办”这个问题,既放进一场赛马,也放进列国之间的盟约,说成了可以争辩、可以检验的道理。
赛马的故事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被庞涓用刑断了双足、刺了面,后由齐国使者暗中带到齐国,做了将军田忌的门客。田忌常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下重注,孙膑见他们的马脚力相差不远,马分上、中、下三等,便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三场赛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赢了千金。后来魏国攻赵,孙膑劝田忌直奔魏都大梁,“批亢捣虚,形格势禁”,魏军果然撤出邯郸,在桂陵被齐军击败。
列国之间的博弈,史书里叫“从”与“衡”。《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劝赵王联合诸国,订下约定:“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这样“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张仪的话则反过来:他对魏王说“为大王计,莫如事秦”,对韩王说“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还说“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一边联合弱国以防强国,一边各自依附强国,两种办法各有说客,也各有道理。
这两位说客的故事并不牢靠。澎湃新闻访问了蔡运章(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访谈的编者按写道,《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从横十二家”之书早已亡佚,后人了解纵横家,主要靠《史记》和《战国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发现有十六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其中十四章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蔡运章本人的说法是,帛书“27章中,有16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他认为苏秦大体比张仪晚一代人,并非《史记》所写的同时对手。这是他的判断,这里记下,不作裁断。
这套办法对历史的影响,从秦国一边看得分明。范雎对秦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李斯上书说:“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贾谊在《过秦论》里写的是另一面:诸侯“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同一批盟约,在贾谊笔下是六国合力,在李斯笔下是被张仪拆散。
后人对这些谋士的评价并不一致。景春说公孙衍、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岂不是大丈夫;孟子答:“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汉书·艺文志》说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所长在“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又说“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司马迁在苏秦传末写道:“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蔡运章引刘向《战国策书录》:“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他还说,朱熹注《孟子》、明代宋濂都贬斥纵横家,而汉武帝以后,礼贤下士的风气不再,这样的策士群体也就难得再见。
它同别的正典相连处不少。蔡运章说,《史记》战国部分取用的是《战国策》一类册子里的“权变”故事,苏秦、张仪、孙膑的事迹,今天可在这部史家绝唱里读到;孟子对景春的驳语,是诸子散文里一段简短的论辩,把纵横的得意摆出来,又当面驳回。孙子兵法一条所讲的《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伐交排在伐兵之前。三十六计里,“远交近攻”的按语写“纵横捭阖之中,各自取利”,提到“范雎之谋”,美人计的按语把六国以土地事秦评为“策之最下者”。隆中对策里,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抗衡或臣服,两条路摆在面前,读来与战国说客的口气相近,这是本文的对照,史书没有这样说。
少了这一套想法,华夏对“弱者怎么办”的回答,便只剩硬拼和认输。博弈制衡把中间的路留了下来:先舍一场,保住全局;或联合弱者以抗强者,或依附强者以求自保,每一条都要算清得失,也都要承担后果。史书照实记下盟约的反复:魏哀王“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三年后“魏复背秦为从”,“明年,魏复事秦”。
下驷换上驷,换来千金;六国订约,又被一国拆散;魏哀王三次改投门户,史书一笔一笔记着。博弈制衡留给后人的是一份清醒:力量不足时,先问舍什么、结谁、防谁,再问能得什么。孟子斥为妾妇之道,司马迁称其智有过人,褒贬各异,这份账却被如实留了下来,供后人翻看。
博弈制衡是博弈谋略里讲结盟与制衡的一类:战国时期靠结盟与制衡、用策略选择在劣势中争取局部优势的谋略。孙膑为田忌设赛马之策,张仪入秦推行连横、与合纵相抗,多国彼此制衡成了战国外交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