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史书里,有一座被围的城用上了火枪。《宋史·陈规传》记,李横围德安,诸将说“围城七十日矣”,陈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天桥,以火牛助之,须臾皆尽,横拔砦去”。汤璹的《建炎德安守御录》(汤璹是淳熙十四年进士,官德安教授)记得更细:绍兴二年(1132)六月,李横率襄阳、邓、随、郢诸州军马和百姓五六千人来攻,下寨七十座;陈规“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撞枪、钩镰各数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两书说法不尽相同:围城的日数,《宋史》写诸将说“围城七十日矣”,《守御录》的标题作“六十五日引去”;天桥一事,《守御录》写天桥陷住之后,是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马城内的人堆在天桥脚下焚之。
火器后来越铸越大。中国航海博物馆的文章称,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碗口铳中,最早的是元代大德二年(1298)所制,铳身有两行八思巴字铭文,大意是“大德二年于迭额列数整八十”,据有关专家考证,大概是元朝同察合台后裔叛军作战所用;有明确中文纪年的,现存最早的是元代至顺三年(1332)的一件,铭文有“至顺三年二月吉日,绥边讨逆军,第叁佰号马山”。洪武八年(1375)的莱州卫碗口铳,1988年在蓬莱出土,重73.5公斤,经专家推断,是用于防备倭患的海防铳炮。
到了明代,火器成了朝廷的事。《明史·兵志》记,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头,都设五炮架。但朝廷对它很慎重: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年间,边将在宣府立神铳局,皇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下令制止。嘉靖八年,从右都御史汪鋐之言,造佛郎机炮,志里说“佛郎机者,国名也”,其国船到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万历中,“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崇祯时,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
火器并没有一用就灵。同一篇志说,崇祯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讲车战的一节也写,戚继光在蓟门练兵车七营,“特以遏冲突,施火器,亦未尝以战也”。
天启六年(1626)正月的宁远之役,正是这些线索会合之处:袁崇焕“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次日大军攻城,他命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再攻不下,“围遂解”。传文称“西洋巨炮”,没有写“红夷”二字。
志里还交代了为什么详写它:“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与它相接的正典不少。火药兵工一条所讲的火药,陈规的火枪用的就是“火炮药”;佛郎机与红夷传入,连着西学东渐一条所讲的西方知识,徐光启请西洋人制造便是一例;志里记车营把铳炮装上偏箱车,同戈戟阵法一条所讲的车阵相接;宁远一役的清野以待,同坚壁清野一条相接;永乐十年北边山头的五炮架,设在北边防线上,同万里长城一条所讲的防御相接。
德安城下,攻者靠的是天桥,守者用火枪出城去烧它;宁远城头,巨炮伤的是城外的军。火器改变的,是守者杀伤攻者的距离与办法,也让朝廷去管制它、授它名号,后来修史的人还为它详写一节。它又没有一路只赢:枪炮可以被敌手夺去,反用来攻自己的城。
一根竹竿加火药,在德安城头备着对付攻城的天桥;一件铸着八思巴字的铜铳,记下了元代大德二年;西洋巨炮在宁远伤了城外的军,“红夷”则在天启年间得了大将军号。火器越铸越大,留下的却不只是器物:朝廷珍视它,又怕它外泄,乱世里它还会落进敌手、反来攻城,怎样保管、授予与防范,同怎样铸造一样被写进了史书。
火器革新是博弈谋略里讲火器的一类。它讲从南宋德安之战的竹火枪、元代的上都铜火铳,到明代宁远之战的红夷大炮,火器怎样一步步成为战场上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