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嘱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做了太史令,自太初元年开始编次文字,“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著书是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上记轩辕”,“至太初而讫”(《太史公自序》)。成书年份,《自序》和《报任少卿书》都没有写明;新世界百科全书记为公元前91年,写作时间为公元前109年至前91年。
《史记》对历史的作用,在于它为后世修史定了体例。《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东汉班彪为此作后传数十篇,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被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书·班彪列传》);据新世界百科全书,班固92年死于狱中时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由其妹班昭续成于111年。《史记》“上记轩辕”,通贯古今;《汉书》则只写西汉一朝。新世界百科全书说,《汉书》为后世各朝的著述确立了体例,这些正史通常由后一朝在官方主持下编修。唐代刘知几在景龙四年(710年)成书的《史通》里比较“班、荀二体”,即班固《汉书》的纪传体与荀悦仿《左传》体例改写班书而成的编年体,说“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又评《汉书》一家“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的序说正史“共为二十有四”,“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著录以《史记》一百三十卷开头。新世界百科全书记这套二十四史合计3213卷,约四千万字。
在文学上,《史记》成了后来作文取法的对象。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述作文之法,说“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讲义《汉文学史纲要》称它“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看重的是它“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新世界百科全书也说,它的文笔受到后世诗人和小说家的称道与模仿。对它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有分歧。《汉书》赞语引刘向、扬雄的看法,称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同时批评它“是非颇缪于圣人”。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并引“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承认“其言似稍过当”,但又说按作史者的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他批评的二十四史,正是以《史记》居首的那一套。
《史记》与四种典范相互塑造。与“四书五经”: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先人之言,以“继春秋”自任,又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汉书》赞语则拿圣人的标准批评他,鲁迅也说它“背《春秋》之义”。与“楚辞离骚”: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柳宗元也把离骚与太史公并列为作文取法的对象。与“诸子散文”:《自序》要整齐“百家杂语”,柳宗元作文时也把孟、荀、庄、老与太史公一并参照。与“明清小说”:据新世界百科全书,它的文笔受到小说家的称道与模仿。
《史记》为史与文都立了规矩。班氏父子因它止于太初而续作,才有了《汉书》;刘知几比较的“二途”,一途就是《汉书》的纪传;《四库全书总目》定正史为二十四部,也以它居首。柳宗元作文要“参之太史公”,鲁迅称它“无韵之《离骚》”,小说家也模仿它的文笔。连批评也绕不开它:班固说它“是非颇缪于圣人”,梁启超批评的二十四史,正以它开头。
史家绝唱是翰墨文心里讲《史记》与纪传体正史的一类。司马迁作《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用这一体例写一朝的历史;此后两千年的正史,都沿用这一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