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炼丹书,把硝、硫、蜜合烧起火的做法记作错误。《真元妙道要略》(该页版本说明:原题郑思远撰,书中引述李勣、吴筠及姻箩子之语,“当出于五代宋初”)列了一串炼丹的错误做法,其中一条:“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作者的评语是这些做法“皆是费财破家,损身丧命,伤风败教”。同样的硝石与硫黄,后来成了军器的原料。
进入军事的配方见于北宋。仁宗序文说,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编定《武经总要》,由丁度“总领书局”;该页标注序作于庆历四年,注明据《直斋书录解题》补。前集卷十二有两处写明“火药法”:一处在守城炮具部分,用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加砒黄、定粉、竹茹、松脂、桐油等,做成膏,“以砲放”;另一处接在“蒺藜火毬”条下:“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前一处没有炭末,后一处有。同卷还写了霹雳火毬、火药鞭箭、火药箭的用法。
金末的守城把火药写进了战史。《金史·赤盏合喜传》记北兵攻京师,守城一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有人献策,“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大兵惟畏此二物”。攻城一方也用:“大兵以火砲击之,随即延爇不可扑救”。该段所记在“九年”,上文为正大八年,应是正大九年。《明史》另有一说:古所谓砲“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罕用”。两种记法并存,这里不作裁断。
明代把火器编成了一个营。《明史·兵一》说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其制皆备于永乐时”,神机营的来历是“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平日“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兵四》记永乐十年(1412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砲架”,二十年增置于大同、阳和、朔州等卫,同时说“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在独石立神铳局,“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
晚明的火器多了,也出了问题。《兵四》记其后大西洋船到,得巨砲“红夷”,“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可是“将帅多不得人”,流寇犯阙时“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中官则“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修史者说得明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宋应星谈到火药,先说这是“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试验”的话题,自己“亦粗载数叶,附于卷内”;药性他用阴阳来讲:“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又说“硝性主直,直击者硝九而硫一。硫性主横,爆击者硝七而硫三”。《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
这些记载把火药同别的条目连了起来:宋应星用阴阳讲药性,用的是阴阳五行一条所讲的框架;《兵四》列的“佛郎机”“鸟嘴铳”等“凡数十种”,是火器革新一条的内容;山顶的五砲架和边墩堡里的神铳,接上了万里长城一条所讲的边防;《金史》里院官提出“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守城的炮是在坚壁清野一条所讲的防守思路里使用的;徐光启请西洋人造炮,又连着西学东渐一条。
同是硝与硫,落在不同人的笔下,意思便不一样:炼丹书把它们与蜜合烧、烧手烧屋记作错误,北宋编书的人列出斤两,写成“火药法”,金末守城的人把药装进铁罐,明代京营为火器专设一营,又把边墩的神铳看作“国家所重”。宋应星还提醒,谈火药的人未必都试验过。在丹家是过失,在兵家是军器,到了修史者笔下,又成了“前代所少,故特详焉”的一段。
火药兵工是格致算造里讲火药与军器制作的一类。它讲从唐代炼丹书记载硝、硫混合物燃烧,到北宋《武经总要》记下三种军用火药配方,再到明永乐年间设立专用火器的神机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