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起头,史家写得很谨慎。《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东洋文库珍本档案里一页《马可·波罗行纪注》说,殷墟出土了许多贝,还有蚌壳仿制的贝,该页的作者认为,这支持商代已有贝币的看法(页中提到安特生);他也承认,所知的早期贝币材料很少,“贝”又是各种贝壳的统称,使情形更含糊。
文字里也留着贝的痕迹。同一页指出,表示珍贵、贸易、财富的字,大多以“贝”为部首,直到今天,“宝贝”一词还带着它。这页的作者说,字形是支持商代有过贝币的一个有力论据;贝在商代是不是货币,这里记作该页的看法,不作定论。
秦以后,币有了官定的形状。《史记·平准书》写:“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龟贝被明说不再是币。这一篇没有写秦并天下的年份。
汉代反复调整。书里说汉初“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文帝时“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结果“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武帝时造“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又“造银锡为白金”,后来“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页面没有给五铢钱的年份。
宋代出现了纸。《宋史·食货志》写:“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起先由十六户富民主持,后来“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志里也写了毛病:熙宁五年(1072年)前后,“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这几句里没有交子创始的年份。
明代把纸钞推到全国,又让它败下阵来。《明史·食货志》说,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洪武“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规定“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后来的记载是:“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放开的只是布帛米麦,用银的禁令还在。洪武七年为1374年,八年为1375年。
银接了过来。《明史》说:“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同段接着写,正统“十三年复申禁令”,到“天顺中,始驰其禁”。到了宪宗时,志里写“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又说“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食货志》的盐法一章又记,弘治五年(1492年)商人改向运司纳银。讲赋役的一章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并称“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万历九年即1581年。这一页没有写张居正的名字。
这些记录里,有几次写下了改币的缘由,缘由并不相同。汉初嫌秦钱“重难用”,文帝时荚钱“益多,轻”,所以改铸;蜀人嫌铁钱重,所以有交子;仁宗问钞为何不行,夏原吉说“钞多则轻,少则重”;到宣德初,米一石要钞五十贯,朝廷放开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别的几次,如秦定币为二等、武帝造皮币与白金、洪武设宝钞和一条鞭法,所引页面没有写缘由。
钱的故事,同别的条目也有交点。交子钞引一条讲纸币和盐引,上面《宋史》《明史》所记的交子与宝钞,正是它的题材。盐关专榷一条讲盐利,《明史》记开中商人改为纳银,银便进了盐的买卖。汉字经纬一条讲字,东洋文库那一页指出“贝”在许多字里表示财富与贸易。史家绝唱一条讲史书,平准书正是《史记》里讲钱币与财用的一篇。通商货殖一条讲商人,《平准书》说:“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
币法在这些书里不是孤立的钱币史,而是同赋役、盐课连在一起的事。《史记》把币写进了史,《明史》把钞与银的更替写进了政事,赋役改征银两,又在一条鞭法里定了下来。
贝、金、铜钱、铁钱、纸钞、银,这几部书记下了一种接一种的更替。有几次,书里写下了当时的难处:“秦钱重难用”,“患蜀人铁钱重”,“钞多则轻,少则重”。钞到宪宗时已是“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银则从英宗时的米麦折银,到弘治五年的纳银,再到万历九年尽行的一条鞭,一步步进了赋税与盐法。货币的起头,太史公只说“靡得而记云”;这条线索从《平准书》一直写到《明史》。
币法更替是商道流长里讲商代至今货币更替的一类:从商代遗址里的海贝,到秦统一后的圆形方孔半两钱,再到明清以白银为主的支付。铸钱的权力和成色的标准,由历代王朝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