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史书里早有位置。《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先把办法分了等级:“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各地物产不同,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里没有商帮,只有这条分工的理路;后面要看的,是明清的商人怎样在官府的盐法里做起生意。
明代起头的是边防缺粮。《明史·食货志》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的军粮运得远、花费多,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皇帝“从之”。志里解释:“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又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洪武三年即1370年。这一页写的是山西行省的建议和开中办法的出处,没有说由此出了晋商。
后来这办法改了。《明史·食货志》写:“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志接着说:“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边储“日虚矣”。弘治五年即1492年。盐引由换粮改成纳银,商人不必再往边上屯垦;这是志里写下的后果。
《五杂俎》已把两处的商人并列相比。书中写:“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的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山右人“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又说“新安奢而山右俭也”。该页没有写成书的年份,本条不给。
徽州人为何出门经商,归有光替一位程姓老人写的寿序里有一段解释:“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他说天下都会,“连屋列肆”,“多新安之人也”;又称程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还说他“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大族、山地与读书人,被这位作者放在一处。
山西商人的特色,《清稗类钞》记在票号上:票号“以汇款及放债为业者,其始多山西人为之,分号遍各省”;出资的方式是“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山西票号向重信用,不重契据,不做押款”。同书说,山西票号“创于明季”,乾隆、嘉庆以后才渐渐发达,“同、光间,则为鼎盛时代”,宣统时有票号二十二家,“二十一皆山西帮”。同一页另有两说:一则与李自成有关的传说(“相传……为顾炎武所订”),又说“日升昌为票号中之创设最先者”,“道光初,改汇兑业”。几说同在一页,这里并列。教科文组织对平遥古城的说明,称平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全国的银行业中心。
清代的变化,《清史稿·食货志》记在淮盐上:道光年间,“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承上文的道光纪年,这里是1830年。接任的陶澍在淮北改行票盐,章程十条,“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志说,“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志里另有一句解释旧办法:“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
这些页面合起来,看得出商人与官府的关系:开中是国家借商人运粮,盐引成了可以世代相承的“引窝”,到了票盐,又是国家改了办法。至于商帮的合股、乡缘和宗族,页面上只有零星的片段:归有光写了新安的大族,《清稗类钞》写了银股与身股;它们怎样合成一种商帮,页面没有细说,本条也不替它们补全。
商人的足迹,还通到几个别的条目。盐关专榷一条讲官府控制盐利,开中、盐引、票盐讲的,都是国家怎样把盐交给商人去运销。宗族信托一条讲族产与义庄,归有光写的新安“多大族”,同它在乡里相接。汇通天下一条讲票号的汇兑,平遥在教科文组织的说明里以银行业著称。契约信用一条讲立契为凭,《清稗类钞》却说山西票号“向重信用,不重契据”;把两处放在一起读,是本条的读法。币法更替一条讲银,弘治年间的纳银,是商人同货币的一个交点。
国家需要商人,商人的进退也牵连到国家。开中法把边防的粮食交给商人去运,改为纳银之后,志里写下“商屯撤业”“边储日虚”;到了道光年间,志又写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商人做的是买卖,在这几页里却同军粮和盐课连在一起。
《史记》说商“通之”,《明史》记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五杂俎》比较新安与山右,归有光写下“士而商”,《清史稿》写到淮盐改行票盐。商人在这些页面里,是官府要借他们运粮、行盐,读书人也为他们写寿序的一群人;而商帮是怎样结成的,要靠别的材料去补。他们的位置,一头连着边仓和盐引,一头连着乡里的大族。
通商货殖是商道流长里讲商帮的一类:明代至民国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为代表的商帮经济。同乡同族的商人凭乡缘信用、股份合作和长途贩运做买卖,越过地域之间的物资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