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小说用白话写成,篇幅长,分回叙述,每回讲一段,下一回接着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谈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今通称《三国演义》):“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为最古,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它的来路在说书:《东京梦华录》记京城瓦肆的艺人,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还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都城纪胜》列“说话”四家,其中“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并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庸愚子在弘治甲寅(1494年)写的序里,说明了长篇小说为什么要用通俗的文字:“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陋,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罗贯中依陈寿传考诸国史编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序中以“孔明之忠昭如日星”与关羽、张飞之义为尚,说其余得失,不过是“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的分别。
四部书的来历各不相同。说《水浒》,鲁迅写道:“《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并引《宋史》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作者则众说不一,鲁迅列出罗贯中、施耐庵、施作罗编、施作罗续等几种说法。《西游记》一百回本,鲁迅认为晚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山阳人丁晏、阮葵生等查阅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鲁迅记吴承恩“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并指出世人曾把此书误当作丘处机所作。《红楼梦》的程伟元序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又说“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直到程伟元、高鹗在乾隆辛亥(1791年)冬以萃文书屋的名义排印一百二十回,它是《红楼梦》的首个刻本;鲁迅在讲演中则说“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即1792年,两处所记年份不同。
小说的另一重作用,是替史书说话,也引来对它与史书关系的争论。庸愚子把《三国志通俗演义》放在史的旁边来读;鲁迅却批评它写人时“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并转引章学诚(《丙辰札记》)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水浒》的序文开头便引太史公之言:“《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又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把写小说和发愤著书连在一起。《儒林外史》则把笔锋指向读书人,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第一回里写道:“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
《红楼梦》的写法,鲁迅在讲演中这样概括:“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又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些书的故事与戏曲互通:鲁迅说“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又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三国故事后来“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小说、说书与戏曲之间互相取材,往返不断。
与“史家绝唱”相连:庸愚子以“亦庶几乎史”衡量《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序文开头引“太史公”,两部小说都把自己放在史家的传统里评说。与“曲艺说唱”相连:京瓦伎艺里有讲史,有小说,有说《三分》的霍四究,小说里的讲史,先在瓦肆的说书里成形。与“科举选贤”相连:《儒林外史》写世人一见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鲁迅说它的锋芒“尤在士林”,写的正是读书人对功名的追逐。与“元曲牌调”相连:元杂剧里已有三国、水浒的故事,鲁迅说水浒故事流传既广,后来有人“荟萃取舍之,缀为巨袟”,长篇小说是把这类流传已久的故事汇集取舍而成的。
这一类小说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说书人在瓦肆里说《三分》,罗贯中编出“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演义,《水浒》的序文以“发愤之所作”立意,一百回本《西游记》与程伟元、高鹗排印的《红楼梦》接着走向读者;鲁迅称《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吴敬梓用小说去照读书人的功名心。白话长篇由此成了可以讲史、讽世、写人情的体裁。
稗官小说收录魏晋志怪、唐宋文言传奇、话本拟话、长篇章回、清代志异与世情讽刺小说,讲述文言与白话小说的类别。寓言、神话与传说不在本类范围,见寓言典故;散文与文学传记另见散体文章。戏剧文本另见元曲牌调,正史另见史传纪事。文学批评另见文论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