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海外贸易由官府设衙管理。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说,广州市舶司旧制由帅臣、漕使兼领,“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船到港要“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同一卷写舶船出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指南针是舟师几种办法里的一种,阴晦时才用。该书页首的提要说朱彧之父朱服“后又为广州帅”,书中多述其父见闻;这一条记于何年,页内没有交代。梁迅则写道,指南针“在公元11世纪应用于古航海活动”。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记一次官方出使:宣和四年(壬寅)诏遣路允迪、傅墨卿为国信使副往高丽,“五年癸卯”促装治舟,神舟发明州(宣和五年即1123年),其长阔高大、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船到半洋焦,“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看得见星斗就看星斗,晦冥时才用浮针,次序与朱彧所记一致;也就是说,有了针,不见天象的日子船也能定向。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把做法写得更细:“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针放在指爪或碗唇上“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办法是取新纩中的独茧缕,用芥子大的蜡粘在针腰,在无风处悬起,“则针常指南”。针为什么指南,他承认“莫可原其理”。偏差已被看出,缘故还说不出;该页没有给年份。
针从备用的办法变成性命所系,海商的叙述里看得出。《梦粱录》卷十二写浙江出海的舶商之船:“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从泉州出洋,则“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航海的人把这份依赖编成了俗语,《星槎胜览》前集记昆仑洋:“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夫,人船莫存。’”作者费信在序里自称“四次随征”,随正使太监郑和等出海。
到明初,这套本领随一支朝廷派出的船队远涉西洋。《明史》记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郑和“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星槎胜览》开篇记永乐七年(己丑,该年始于公历1409年)那一次,“驾使海舶四十八号”,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二月自福建五虎门开洋,“顺风十昼夜到占城国”;十二月已近该年之末。
现存《郑和航海图》见于1621年茅元仪《武备志》。梁迅说它绘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守备南京的时期(1425—1430年),图上有530多个地名、14条航线,往返针路注记100多处,写法是“从某地开始,什么针位,多少航程到某地”,另附四幅过洋牵星图,用牵星板量北极星的仰角定纬度;他认为这“标志着郑和船队已经成熟地将天文与指南针结合起来导航”。他还引万历七年(1579年)萧崇业《使琉球录》的“琉球过海图”,针路注记同样具体:“梅花头正南风,东沙山用单辰针六更船”。
海上的知识也成了手册。《顺风相送》序说航海“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簿》为准”,序里提到“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该书的成书年代页内没有注明)。书里教人量船速:把片柴从船头丢下,人齐到船尾,“每站者计六十里”。书中的《地罗经下针神文》,请的是“历代御制指南祖师,轩辕皇帝,周公圣人”,也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取水下针,务要阳水,不取阴水”,“安罗经,下指南,须从乾宫下”。罗经在船上,既是仪器,也是要敬奉的物件。
放进别的条目里看:梁迅说郑和航海图“继承发展了汉代以来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条所讲的商路,海上这一段靠针路;广州的抽解、泉州出洋的买卖,是通商货殖一条所讲的货殖在海上的一段;《海道指南图》“汇集了千年来南粮北运航线”的资料,海运这条线与京杭运河一条所讲的内河通道,都是南粮北运的路;牵星要量北极星的仰角,同浑天仪象一条所讲的天文观测是一类事。
阴晦的夜里,舟师低头看的是水面上一根浮针。朱彧记它是几样办法之一,徐兢记它在看不见星斗时才用,《梦粱录》里它由火长掌管、系着一船人的性命,郑和航海图又把它写成一百多处针位注记。针自己不会引路,靠的是星象、海底的泥、更数,和一代代人把航向记进书与图里。
罗盘航海是格致算造里讲把人工磁化的指南针用于远洋航行的一类。船在阴晦的天气里看不到天象,靠指南针定向;明代郑和的船队,更沿着“针路”远航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