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勿绝”四个字,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的一段话。司马相如奉命通西南夷,蜀中耆老大夫等二十七人来见,辞毕进言:“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是当时的旧说,却把分寸讲得很清楚:不松手,也不勒紧。后来的朝廷把这分寸一步步做成有官名、有世袭、有法令的办法,下面按汉、唐、清三步来看。
汉代的一步见于《汉书·西域传》。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率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被封为安远侯,朝廷“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治所在乌垒城。传里列出的各国仍各有国王和户口兵数,如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同一传还写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写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代“列四郡,据两关”。丝绸之路一条所讲的往来,万里长城一条所讲的边线,都与这位都护的职守相接。
唐初的难题落在人身上。《资治通鉴》记,东突厥破灭,降唐者尚有十万口,群臣各抒己见:夏州都督窦静主张“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温彦博主张“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魏徵反对,说“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结果是“上卒用彦博策”。山东大学的刘玉峰在《人民论坛》上说,这是贞观四年(630年)的事,朝廷在突厥故地设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把办法概括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又记“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通鉴》记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等,“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诸部又请开“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太宗对群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清代走到了这套办法的另一头。《清史稿·土司传》记,雍正四年春,鄂尔泰奏言:“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他承认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可是数百载下来“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以乌蒙为例,“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传里说“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方铁在文中记,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废长寨土司、设长寨厅,同年冬废乌蒙、镇雄土司,雍正时共革除土司220家,澜沧江以南仍保留土司。改流并不平静:《鄂尔泰传》说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随后记乌蒙又起事,“远近响应”。陈维新(文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介绍台北故宫所藏的这份奏折,其中有“察其事机可改归者,即行改归”一段,但他指出,这一段在原折中“被用红色朱笔划线删去”;他把这份奏折读作鄂尔泰主张即刻推行改土归流。
这套办法留下的东西,不止几个官名。其一是名分:刘玉峰据《唐六典》和《新唐书》论定,唐朝对羁縻府州“没有实行中央直辖”,却以都护府统辖羁縻都督府、都督府下辖羁縻州,“实际上已将所有羁縻府州地区纳入唐王朝的行政区划”;《清史稿·土司传》写土司的承袭也走朝廷的路,“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其二是代价:《新唐书》自己说“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清史稿》说明代平播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之”,所以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其三是文化:方铁写到,丽江木氏土司自明代中期起提倡学儒,木府旁牌坊“天雨流芳”四字在纳西语里是“读书去吧”,万卷楼藏书“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边地的安抚也进了谋士的筹划:《三国志·诸葛亮传》载隆中对策一条所讲的那番话,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一句;窦静的“权弱势分”与博弈制衡一条所讲的借分与合求平衡,可放在一起看,不过这是对照,史料本身没有这样说。
少了这套办法,朝廷面对“未习风土”的边地,便少了出兵长驻与撒手不问之间的那条路。这条路要靠法令和兵力两头撑着。
蜀中耆老说的“勿绝”,只是羁縻的一半;另一半是名分和法令。汉廷设都护,诸国国王仍在;唐廷授首领都督、刺史并许世袭,《新唐书》数得八百五十六府州;《清史稿》记土司的承袭,分由兵部、吏部经手。到雍正四年,鄂尔泰认为数百载“以夷治夷”该当改掉,转向流官。一套办法行了数百载,又由鄂尔泰这样郑重地要求改掉,它的得与失,都记在这些文字里。
羁縻分治是博弈谋略里讲边疆治理办法的一类。它讲中原王朝对边疆部族地区的间接治理:册封部族首领,让他们世袭都督、刺史,保留自治。西汉设西域都护开其先,唐代羁縻府州成型,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改由流官直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