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分量,不在教人怎样赢,而在先把一件事说清:打仗是什么,该不该打,怎样才算划得来。这套说法进了史书,进了官学,又被后人读出分歧,它的分量便在这几步里。
书与人,先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后来孙武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曹操作注,在序里写:“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序里还说“圣贤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一开头就把“不得已”定成了读法。这一头连着史家绝唱:司马迁把一部兵书安在一个人的传里,后人读书便先读到人。
书的论点,一是把打仗放到可以计算的位置上。首篇开口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二是承认兵事有诈,“兵者,诡道也”。三是处处设限:“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四是重情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敌情不问鬼神,要靠人去查。
书传得很广。《韩非子·五蠹》批评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话是责难,但韩非这样写,可知在他笔下,孙、吴之书流传已广;诸子散文一条所讲的争论里,兵书也占了一席。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朴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说,陪葬年代在前140年到前118年之间,汉简本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手抄本。它同传世本也有不同:传世本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汉简本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传世本的篇次始于《计篇》、终于《用间篇》,汉简本始于《计篇》、迄于《火攻篇》,黄朴民认为这更重“兵凶战危”的宗旨,似乎更接近孙子撰书的本意。但他在同一篇里又说,传世本是刘向、任宏诸人综合勘比众多古抄本才最终形成的定本,“其质量应该胜过汉简本”,汉简本“可资参考,但不宜对其过于迷信”;像“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样的传世本异文,他看作“后世辗转传抄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误植”。这些异文说明,一部书在传抄里被人读了又读,也被改动、被校订。
它进入官学,是在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记元丰三年(1080):“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魏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说,这就是《武经七书》。他还说,武学、武举设立之后,《孙子》《吴子》成了教本,兵学有了研习、科考、授官的制度支持;他也批评,宋代兵学儒学化,确立了“以儒为本,以兵为末”的次序,“慎战”常成了“避战”的托辞。官学带来了普及,也带来了束缚。
它同别的正典互相牵连。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用《十阵》讲方阵、圆阵、疏阵一类阵法,黄朴民、熊剑平在《中华读书报》上写,戚继光练兵,要求部下把“《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又把孙子的“庙算”推到战役指挥的层面,这条线通到戈戟阵法。三十六计的“围魏救赵”,按语引孙膑对田忌说的话,“以逸待劳”的按语,引的正是《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少了这部书,华夏的兵事便缺一套能被查问的道理:该不该打,怎样打,打到什么地步,都只靠将领的胆气去断。
《孙子兵法》讲打仗,却处处在讲不打:“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亡国不可以复存”,所以主不可以怒而兴师。曹操把“不得已”定为读法,韩非抱怨藏孙、吴之书的人家多而兵愈弱,银雀山竹简与传世本的长短,黄朴民两面都谈到,元丰三年的诏书把它校定刻板,戚继光要部下依次记诵。一部书被读、被教、被校,也被质疑,战争便被放在了可算、可限、可问的位置上。
孙子兵法是博弈谋略里讲兵书的一类。它讲孙武的十三篇兵法:春秋末期献给吴王阖闾,西汉前期已广泛传抄,北宋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孙武把战争看作牵涉政治、经济与地理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