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的难处,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里写得很直接:“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武帝时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其后二十多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亲到决口,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堵住之后,书中记结果是“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该页只写“元光之中”,没有给出年份。
在这之前,诸侯各自筑堤。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在澎湃号·政务上发布了牛志奇的文章(原载《水利史研究》),把葵丘之会定在公元前651年,并说春秋各国“以邻为壑,以水代兵”。盟约第五条,《孟子·告子下》记作“无曲防,无遏籴”,《谷梁传》僖公九年记作“毋雍泉,毋讫籴”,用字并不相同。文章把“无曲防”读作对修堤的限制,这是该文作者的读法,《孟子》本身没有解释这几个字。
东汉的做法留在《后汉书》里。《王景传》记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明帝召见王景,“问以理水形便”;这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办法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明年夏,渠成”,明帝又“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明帝纪》把同一件事记在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和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即69年到70年(夏四月是农历月份);纪里只写王吴,传里王景与王吴并举。汪文忠在《人民周刊》上写道,王景治河之后到唐末的八百多年,黄河“一直处于相对安流的状态”,这是他的说法。
明代的办法走的是另一路。万历六年(1578年)夏,潘季驯受命接任,《明史·潘季驯传》记他主张“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说“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所以要“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他自己的话见《河防一览》卷二:“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明史·河渠志》记工程于万历七年(1579年)农历十月完成:高家堰堤六十余里,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费帑金五十六万有奇”,志中称这是“以水治水之法”。
这套办法不是没有争论。《明史》记崔镇决口后的局面:“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吴桂芳主张“复老黄河故道”,傅希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有人问潘季驯:“河既堤矣,可保不复决乎”,他在《河防一览》里先答“纵决亦何害哉”,又说“今有遥堤以障其狂,有减水坝以杀其怒”。汪文忠的文章把他的堤防概括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各管一事,这是该文的概括。
治河也成了一种官职和制度。《明史》说潘季驯“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御史李栋为他申辩时写道:“隆庆间,河决崔镇,为运道梗”,其后“民居既奠,河水安流”。设官的办法几经变动:“自桂芳、季驯时罢总河不设,其后但以督漕兼理河道”,季驯再起时则是“自吴桂芳后,河漕皆总理,至是复设专官”。
治水也进入了文字。司马迁说自己“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并写下“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河渠书》开头追溯大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写到黄河以外的水利时,也有“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结尾说宣房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治河同三条别的正典交叠。《河渠书》是《史记》里的一篇,史家绝唱一条讲的正是这部书,治河由此写进了史书;潘季驯所治的是黄河、淮河和运道相连的一段,李栋所说的“运道”,指的是漕运的水道,京杭运河一条讲的正是这类水道;《河渠书》又把宣房和“蜀守冰”并记在一篇里,都江引水一条是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头:一头引水取利,一头束水防害,司马迁用同一句话概括,叫“水之为利害”。
扛过柴的是司马迁,他回来写了《河渠书》;下诏沿河设“河堤员吏”的是东汉明帝;把“河水一斗,沙居其六”算进堤防里的,是明代的潘季驯。黄河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每一代人接着写、接着算、接着修,一本账接着一本账;它列入正典,靠的就是这一代代接下去的账,也是这些账让后来的人知道从哪里接手。
九曲安澜是山河经略里讲治理黄河的一类。它讲春秋至今历代治河的堤防、分流和“束水攻沙”:筑堤约束河水,开渠分泄水势,再借水流冲刷河床里的泥沙。这一类讲的是治河的办法,不是黄河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