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的一位哲学学者指出,在早期的用法里,阳是山的向阳面,阴是背阴面;梁启超有“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之语(据刘峰存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五行见于《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汉书·五行志》称洪范出自大禹治水时所得的“雒书”,这是汉人对洪范来历的追述,不能当作史实。
用阴阳解说天下大事的一条早期记载,在《国语·周语上》: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如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并断言“周将亡矣”。书中接着记下当年“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在这段记载里,地震被读成国家兴亡的征兆。战国时,齐人邹衍兼讲阴阳与五德。《史记》说他“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论说“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封禅书》也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阴阳与五行是否由他合而为一,这两处记载都没有明说。西汉时,董仲舒以阴阳与灾异论说天人感应。《汉书·五行志》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在对策中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迺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有“比相生而间相胜”之说,但此书的作者归属有争议:北京大学《儒藏》中心所载江新的博士论文摘要说,它受到“宋人和海外学者的广泛怀疑”,并认为五行诸篇的后七篇出自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尚书》学者,“刘向的可能性最大”。
这套说法进入了王朝的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定为水德:岁首改为十月,“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黄河也更名“德水”。《史记·封禅书》说,五德之说出自齐威王、宣王时“驺子之徒”,“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汉文帝时,公孙臣上书说“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丞相张苍则“以为汉乃水德之始”;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
它也成了议论朝政的依据,同时带着风险。《汉书》记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求雨时“闭诸阳,纵诸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失火,他在家“推说其意”,草稿被主父偃窃去上奏,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此后“遂不敢复言灾异”。江新认为,天人感应论既能为“大一统”辩护,也能约束君权。《汉书·五行志》记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志中按五行分列灾异,如“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程苏东一书,其内容简介把汉代的洪范五行学称为“一种儒家灾异学说”,说它“杂合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知识”。
它还进入了医书与时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治病必求于本”,又以“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把方位、五味和脏腑排在一起。《礼记·月令》写孟春“其日甲乙”,天子“衣青衣”,“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立夏则“盛德在火”。到了近代,这套说法受到重新审视。据儒家网所载林桂榛讲座报道的转引,梁启超称它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同一报道又转引顾颉刚在1935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里的话:“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前者是批评,后者是对它势力的描述。
另外四种典范的文献里,也能读到这套说法。与“易卦乾坤”:《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用阴阳来讲卦的生成。与“中医药学”:《素问》用阴阳讲治病之本,用五行把肝与木、酸、东方连在一起。与“农历岁时”:《月令》按季节配五行与服色,汉代太初改历时,岁首与“色上黄”一并改定。与“四书五经”:五行的条目见于《尚书·洪范》,刘向“传以洪范”,程苏东一书的简介也把汉代这门学问的形成称为“经学化”。
伯阳父拿它读地震,秦用它定水德,汉朝据以改历尚黄,董仲舒借灾异论政,刘向依洪范推说祸福:阴阳五行一直是古人把天象、时令与人事连在一起的一种读法。秦的岁首和服色依它而定,汉廷为土德、水德争论,医书用它讲脏腑,月令用它排四时;董仲舒险些因它获罪,近代梁启超斥之为迷信,顾颉刚说它是“思想律”。它在古代思想中的位置,是由这些制度、书籍和争论一起标出来的。
阴阳五行是天道经纬里讲阴阳与五行的一类:周代以来解释自然变化的一套学说。阴阳讲对立而相成的两面,五行讲五种物质要素的相生相克。从周幽王时的伯阳父,到战国的邹衍、西汉的董仲舒,人们用它来说明天地万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