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出现以前,书写靠的是竹木简和丝帛。《尚书·多士》里,周王对殷的众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拿册和典来说前朝的兴替。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著于竹帛谓之书”,把写在竹和帛上的字叫作书。竹简是一枚枚编联的,一枚能容的字不多:《汉书·艺文志》说,刘向用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又说“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缺一枚简,就缺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
写得多,就得搬得多。《史记·滑稽列传》记东方朔初入长安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武帝“读之二月乃尽”。《墨子·贵义》说:“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诸子的论说,要成篇、成卷、装上车,才传得出去,这是诸子散文一条所讲的文章赖以存在的底子。《汉书·艺文志》回看战国,说:“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这些纷然的言论,留下来的都是写在简帛上的。
简帛也靠国家来保存。《汉书·艺文志》写,秦“燔灭文章”之后,“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同篇记,武帝末鲁共王拆孔子的旧宅,得到古文《尚书》和《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这批竹简上的书,是后来四书五经一条所讲的经典的一部分来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自己“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家绝唱靠的也是这样收藏起来的简册。
地下出土的简,印证了这条线。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曾侯乙墓竹简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竹简,距今2400多年;它1978年在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发现,有字简共240枚,约7000字,主要记丧葬时所用的车马,车名39种、马207匹。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2008年入藏,约2500枚,抄写时间确定为公元前305年前后,内容多为经、史一类典籍,其中《傅说之命》与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里的同名篇内容不同;首批文献被认为“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系年》共138支简,记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有订正作用。
简的短处,在于重。《后汉书·蔡伦传》写:“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于是“天下咸称‘蔡侯纸’”,这就是蔡侯造纸一条的开端。《太平御览》引《桓玄伪事》,记桓玄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引文出自类书,只能说东晋的桓玄有这样的话,年份该页没有给。
简牍帛书的位置,是在纸到来之前,把论说、典册、史料和随葬的车马清单变成可以搬动、保存、再抄的东西,没有它们,《汉书》里的校勘、清华简里的佚篇,都无从谈起。
一枚竹简只容二十几个字,一部书要装上车,东方朔的上书要两个人才抬得起,刘向校书时数得出缺了几枚简。就是在这样的载体上,惠施有了五车书,汉廷有了藏书之策,曾侯乙的车马名单和清华简里的《尚书》佚篇埋进地下,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蔡伦的纸与桓玄的黄纸接过这份重量以前,诸子的话、史家的书、经典的字,靠的都是简与帛。
简牍帛书是匠心格物里讲纸张普及之前书写材料的一类。商代已用简册书写,战国时简帛书写大盛,到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简,纸才全面取代简牍,成为公文书写的材料。这一类讲竹简、木牍和帛书,也讲写本遗书、古代舆图和档案文书。造纸的工艺归蔡侯造纸,印成的书归活字印刷,书画归书画宣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