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开头,说法不一。中新网2010年7月26日转载山西日报的一篇文章,编者按称它“是一篇较为严谨的学术之作”;文章说第一家山西票号是谁家,“史学界历来没有定论”,起源说法可分四种。《清稗类钞》一页之内也有两说:“山西票号虽创于明季”,又称日昇昌“为票号中之创设最先者”,“道光初,改汇兑业”。同页还写“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号中规则“为顾炎武所订”,书里以“相传”二字交代。
日昇昌何时改营汇兑,页面上有三种说法。中新社2023年7月23日的报道写“1823年,日昇昌在山西平遥成立”;《财经时报》2006年1月21日贺江兵的文章(新浪财经转载)也作1823年,说颜料铺老板李大全听了总经理雷履泰的建议,“将颜料铺改称票号”。山西日报那篇文章引《山西票庄考略》:平遥日升昌总号经理称该号创办“是道光初年”,北京日升昌经理称颜料铺原名日升长,“到了道光十一年改为票庄”,《考略》此段标作1831年。三说并列,不合并。该文作者自己的结论又不同:“日升昌也不是‘中国第一票号’,而是太谷的志成信票号”。首功谁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成虎归于“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山西日报文章的作者则写,传说是雷履泰,“但无直接证据”。
刘成虎把缘由放在“运现”之难:西裕成颜料庄的业务分布在北京、天津、山西、四川,四川是主要的染料来源地,“运现”极为不便,大掌柜雷履泰重组人事与业务,“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至新阶段”,这是他的评价。《考略》也说雷履泰“因为运现困难”而运汇清算远地账目,店名却写作天津日升长颜料铺:起初“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长所在往来的商号间试行,成效甚著”,再“以天津日升长为后盾,替人汇兑”。两个店名照录。
《清稗类钞》写其法:“集巨资,择信义尤著者数人经理之。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年少学徒“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三年结帐,按股分余利”。又说“山西票号向重信用,不重契据,不做押款”,日昇昌“设立分号,有二十四处之多”。刘成虎说山西各地商人家族效仿之后,“在全国建立分号500多处”;前者数一家,后者指众家,口径不同,是本条据两页所作的区分。
《清稗类钞》说“宣统时,票号凡二十二”,其中天顺祥的主人是云南帮,其余二十一家是山西帮,又分祁、太、平三帮:“祁帮六家,太帮五家,平遥帮十家”,并说平遥帮“其规章一切,亦较祁、太两帮为严”。教科文组织1997年列入平遥古城,评定理由第三项称,平遥古城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中新社配图的说明称旧址悬有光绪帝所赐匾额“汇通天下”。
票号做了什么?刘成虎认为它“大大加速了金融资本周转、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风险,还推动了全国区域金融市场整合”,并说上海开埠后的四十年间,上海与内埠的汇兑“基本由山西票号完成”,这是他的论断。他引《清文献通考》卷十八(未另查原书):“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票号后来的处境,两页说的对象不同。《清稗类钞》记京师钱市:庚子之后外国银行渐在京师设分行,票号银票“虽有关兑汇,不能扫除,然既有银行之钞票,则其范围亦自缩小矣”,说的是票号银票在京师钱市里的范围。《财经时报》讲的是日昇昌一家:它引埃森哲田红的看法,清政府组建大清银行要日昇昌入股,“被平遥总号拒绝”;又说倒闭的“导火索”是1914年北京分号经理侯垣受牵连被债权人起诉,总经理郭树柄潜逃,日昇昌“被查封”;1932年歇业。两页各说一事。
票号也连着另外几条正典。交子钞引一条讲的纸币,《宋史》说会子、交子“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刘成虎称平遥商人在总结飞钱、会子经验之后“首创了票号”;契约信用一条讲的契约,《清稗类钞》说票号“重信用,不重契据”,刘成虎另说平遥票号的信用维持方式体现了“契约精神”;通商货殖一条讲的商帮,刘成虎说明清商帮大量出现、长途贩运贸易兴起,晋商为此“首创镖局、账局”;币法更替一条讲的钱币,当时“货币种类繁多、金属铸币兑换繁琐、运输不便”。
刘成虎和《考略》都把票号的起头放在“运现”之难,山西日报那篇文章则认定太谷志成信才是第一家;日昇昌起于1823年、道光初年还是道光十一年,几页各说各的。《清稗类钞》写票号“重信用,不重契据”,又写有了银行钞票,票号银票的“范围亦自缩小矣”;日昇昌的倒闭,《财经时报》写到大清银行入股之拒,又把1914年的官司称作“导火索”。教科文组织列入平遥的理由之一,是它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做过中国的金融中心。
汇通天下是商道流长里讲异地汇兑的一类。它讲的是清代至民国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商人在一地交银,换得一张汇票,到另一地的分号取银,路上不必带着现银。票号靠分号联营和暗号防伪办成这件事,鼎盛时在三十余城设有分号四百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