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河畔,挂满红灯笼的院中一家人围桌团圆,空中烟花绽放,河上龙舟竞渡,崖上人们携酒登高。
农历岁时
以置闰法调和日月周期的阴阳合历,与以春节、中秋为核心的节日仪式,共同构成农历的历法之理与岁时生活
农历岁时不是只报日期的一张表,而是把月亮的朔望、太阳的周年与人的节日生活编在一起的秩序。它以置闰调和日月周期,又以节日、物候、祭祀和家人往来把一年分成可共同记忆的段落;“农历”所指的,是延续至今的阴阳合历与岁时文化。它还让远行者、农人、官府和家族在不同地点共享一个年轮,使时间成为社会关系可以反复确认的尺度。
它的历法骨架是月随月相、年随太阳,十二个朔望月追不上回归年,便以闰月补齐。《礼记·月令》把孟春至季冬逐月安排政令、农事和礼仪。岁时因此不只是天象的记录,也是王朝、乡里与家庭共同遵循的时间语言,它把天空的变化转译成田野的节拍和家门的仪式。
这套秩序有清楚的历史转折。据《汉书·律历志》,议者以为“宜改正朔”,汉武帝诏“其以七年为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并造《汉太初历》,帝国的纪年与历法由此有了新的开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按月安排农事、祭祀与家族往来;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元日、正月十五、寒食、五月五日竞渡、九月九日饮菊花酒和腊日等节俗;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又以“元旦朝会”“立春”“元宵”等条记汴京的节日。清初朝廷颁行用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时宪书》,所用节气,《清史稿·时宪志》称“即中法之定气也”;2009年,端午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它对历史的影响,首先在于把国家治理和民生安排放进同一套年表。《礼记·月令》按月叙述天时、田事、禁令与祭祀,说明历法能把政令和农作的时序固定下来;汉代改正朔、造太初历,则把帝国的纪年统一到一个开端。到清初《时宪书》采用定气,节气直接依太阳的实际位置排定,历书既服务官府,也服务田间的播种与收获。历法因而既是权力宣布秩序的文书,也是普通人安排劳作、储藏、出行和相聚的实用依据。
它对文化的影响,则在日常生活的反复实行中显现。《荆楚岁时记》记寒食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东京梦华录》为“元宵”专立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端午节的说明则提到龙舟竞渡,以及吃粽子、蛋和饮雄黄酒的节日宴饮。这些日期由此成为家家可以参与的仪式。古籍把这些行为写成地方风俗;端午列入非遗名录,正显示传统节日同时是地方记忆、国家叙事和当代文化认同的讨论对象。节日还把味道、颜色和赠答留在记忆中,使抽象的历法成为可以看见、听见和分享的文化。
农历岁时与五种典范相互成形。与“阴阳五行”相连:月令把季节、方位、颜色和五行相配,岁时遂有宇宙秩序的解释。与“圭表测影”相连:太阳周年和冬至、夏至的测定,为节气与置闰提供天文尺度。与“廿四节气”相连:节气把回归年的连续变化切成农事可以依循的节点,弥补单凭月相的不足。与“礼乐仪式”相连:岁首、祭祀、朝会和家族礼俗把历法的日期转成集体行动。与“酒醴浆饮”相连:菊花酒、雄黄酒和节日饮食使时间在身体与宴饮中被记住。五者分别说明它的宇宙解释、测量基础、季节分节、公共仪式和感官传承,也说明农历岁时并非孤立的日期制度。
农历岁时把月相、太阳、政令、农事与节俗连成一条可以共同遵循的时间秩序:《礼记·月令》按月安排政令与农事,汉武帝改元太初、造《汉太初历》,清初颁行的《时宪书》采用定气;从崔寔《四民月令》到《荆楚岁时记》与《东京梦华录》,节日又把国家历法化为家庭与城市的记忆,端午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则让古老的岁时继续进入当代的认同。
农历岁时是天道经纬里讲阴阳合历与岁时节日的一类。历法这一面,是以置闰调和日月周期的阴阳合历;节日这一面,是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一年里的各个节日。这一类按节日分支。
一幅画卷同时呈现四个农历节日:正月初一贴春联放烟花,五月初五赛龙舟佩香囊,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九月初九登高饮菊酒. 调和阴阳周期、承载华夏岁时温暖的算法历法.
设想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吃年夜饭。饭后,大人带着孩子贴春联,门外响起了爆竹。孩子困了,大人说:守岁,不睡。一家人守着,谁也不肯先去睡。
除夕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多为腊月三十,小月则为二十九。主要习俗有吃年夜饭、守岁、贴春联年画、放爆竹和祭祖;北宋《东京梦华录》记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这是一则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