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八年(前534年)春,《左传》记“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师旷,师旷答:“石不能言。”接着说:“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尽。”当时晋侯正在修筑虒祁之宫。叔向听了说:“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左传·昭公八年》)“信而有征”的本义就在这里:话可信,是因为有可以查验的凭据。
孔子把信放在立身的位置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子贡问政,孔子说要足食、足兵、民信之;不得已先去兵,再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治国也要靠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对樊迟,他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但他并不推崇死守诺言:子贡问怎样才算士,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排在第三等(《论语·子路》)。孟子说得更直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他列举的人伦里,有一条是“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到了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中把信与仁、谊、礼、知合称“五常之道”,说这是王者应当修习整饬的(《汉书·董仲舒传》),信由此从个人的立身之本,进入了国家伦理的纲目。
政令能否推行,要看百姓信不信。商鞅变法,法令已经备好还未公布,“恐民之不信”,便在秦都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能搬到北门的人,先许十金,没人敢动,又加到五十金;有一人搬了,“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然后“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信也落在了凭据上。《周礼·天官·小宰》列官府治事的“八成”,其中有“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卖买以质剂”:借贷、给予和买卖的争讼,都以券书为凭。《说文解字》释“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在这里,“信”就是可以合起来查验的东西,正合“有征”之意。
信也进入了日常的言语与家教。《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楚人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个人的承诺,被拿来与黄金相比。《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曾子的妻子随口答应孩子回来杀猪,曾子当真要杀,说:“婴儿非与戏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于是“遂烹彘也”。这个故事讲的是:教孩子守信,要从大人不欺骗孩子做起。
信与几种典范互相牵制,也互相支撑。与“义薄云天”: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孟子说“惟义所在”,信要以义为准。与“契约信用”:《周礼》以傅别、书契、质剂断借贷与买卖之讼,信落实为可以对合的凭证。与“仁者爱人”:董仲舒把仁与信同列“五常”,信从此和仁一起被当作国家倡导的常德。与“孙子兵法”:论将的五德“智、信、仁、勇、严”,信排在第二。与“童蒙养正”:曾子杀彘的故事,讲的正是守信要从幼年教起。
信让一句话变成了可以查对的东西:叔向用“有征”分辨君子之言,商鞅用一根木头和五十金让百姓相信法令,《周礼》以券书断讼,《说文》把“符”解作“信”。它又被放在朝廷的“五常”、兵家的将德和家中的教养里。孔孟同时提醒,信要服从义,不能硁硁然死守。从魏榆的石头到季布的一诺,信始终问的是:这话能不能对得上。
信而有征是常伦之道里讲诚信的一类:立身与交往中言而有信、话可以验证的准则。《左传》记叔向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孔子把信看作立身的根本,西汉董仲舒又把信列入“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