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时历不是一张孤立的历书,而是元代国家把观测、计算、仪器与政令合在一起校定岁时的制度成果。它回答的不只是“今天是哪一天”,还涉及冬至、朔望、闰月、日月交食,以及各地官府如何据此安排节令。它把天象的连续变化整理成可以颁行、可以复核的时间秩序。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许衡、王恂、郭守敬等奉诏改治新历;郭守敬负责制造和改进仪器、组织观测,王恂等主持推步计算。据《元史·历志》,至元“十七年冬至,历成,诏赐名曰授时历”(1280年),“十八年,颁行天下”(1281年)。它把回归年定为365.2425日,与1582年颁行的格里历所采用的数值相同,早约三百年;但它的意义不只在这个数值,更在于以实测校正旧法,并把测、算、推步编成国家可以执行的历法。
它对历史的第一重作用,是把历法改革变成元代统治的公共工程。郭守敬制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等器具,设置观测地点,以冬至、月食和日月运行等资料检验旧历;《新元史》也记“十七年,历成”,并记其“颁行天下”。第二重作用,是成为明代历法的骨架:明代的《大统历》以《授时历》为本,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改以洪武甲子为历元;《明史》明言“大统推步,悉本《授时》,惟去消长而已”,《明会要》也记“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于是,一部元历进入明代官府的历元、节气推步和日月交食推算,政权更替了,时间制度的继承却没有中断。
它对文化的影响,首先在于重新组织人们对季节、农事、祭祀和国家礼仪的感受。历法把冬至、朔望、闰月和节气变成共同遵守的日期,使宫廷颁历、地方行政、民间生产和岁时礼俗共享一套时间语言。其次,它改变了“看天”的方式:观测不再只是占候者的经验,也成为仪器、实测与推步相互校验的学问。郭守敬以测景、测食和改制留下的传统,使“历”既是天文知识,也是官府管理社会秩序的文书。
授时历还不断被后人重读。明代《大统历》沿用《授时》的基本推步,却对历元和条例作出调整;明代文献又记载官员围绕洪武甲子历元、旧元辛巳历元以及推算是否与实测相合展开争论。由此可见,历法的权威不是永远不变的结论,而是由观测、计算、制度与政治共同维护、也共同质疑的公共知识。它既象征王朝授时的权力,也留下了校验这种权力的尺度。
它与五个相邻典范相互成就。与“圭表测影”相连:授时历以立表测景、冬至测晷为关键证据,影长把太阳周年运动落实为可以比较的观测。与“浑天仪象”相连:郭守敬制造简仪、仰仪等器,仪象把星日运行转成推步所需的量。与“廿四节气”相连:历法把太阳周年分成节气,农事与礼俗因此有可以传布的时点。与“农历岁时”相连:朔望、闰月和月序让月相时间与太阳时序能够合用。与“漏刻计时”相连:官府既要定日月节令,也要在昼夜中落实时刻,《明会要》记钦天监“设四科”,又有“漏刻博士”之职,报时与推历同属一署。
授时历之所以成为典范,是因为郭守敬、王恂等人以实测校正旧法,至元十七年(1280年)冬至历成,十八年(1281年)颁行天下,并以365.2425日为一岁;《明史》称“大统推步,悉本《授时》”,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以甲子岁为历元。它连接圭表、仪象、节气、月序与漏刻,使天象、政令、农事和礼俗共享一套可以检验、也可以争论的时间秩序,明代围绕历元的争论正是这种检验的延续。
授时历定是天道经纬里讲《授时历》及其后续的一类:至元十七年郭守敬、王恂等编成,次年颁行,定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约三百年后的格里历相同;明代以它为本定《大统历》,沿用到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