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起初是對祖先的敬奉,這是曲阜師範大學的一位學者在2023年一篇書評中的概述。書評寫道,“孝”字最早見於殷代甲骨文,也見於商周金文;西周是孝觀念的興盛時期,那時孝主要指對已故父母和祖先的崇敬與祭祀。這位學者還認為,把在世的父母納入孝的對象,孔子是革新者。孔子答子游:“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答孟懿子,則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里仁》裡,他還講到父母有過失時怎麼辦:“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又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孝在這裡成了對活著的父母的日常照應。孝之外還有慈:《禮記·禮運》列出十項“人義”,開頭便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兩代人之間的義務是雙向的。
戰國末期,《孝經》成書,把孝提升為一套系統的倫理。《開宗明義章》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由此從家中的奉養,延伸到為官與立身。
孝進入了選官的制度,也進入了刑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六年後的元朔元年,有司奏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薦舉孝子從提倡變成了地方官必須履行的職責。《漢書·董仲舒傳》也說,“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孝經·孝治章》說“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漢代號稱以孝治天下。到了唐代,孝寫進了刑律。《唐律疏議》列“十惡”,“七曰不孝”,注中列出告言、詛詈祖父母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時另立戶籍、分開財產,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而嫁娶、作樂、脫去喪服,聞喪隱匿不舉哀等行為;疏議稱“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這正合《孝經·五刑章》的話:“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孝的講法也一再引起反省。魯迅在1926年寫下回憶散文《二十四孝圖》,後來收入《朝花夕拾》。讀到郭巨埋兒的故事,他說:“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對老萊娛親,他批評這是“以不情為倫紀,誣衊了古人,教壞了後人”。他反對的不是奉養父母,而是把孝演成違背人情的表演。
孝處在幾條倫理的交匯處。與“仁者愛人”:《論語·學而》裡有子說孝弟“其為仁之本與”,仁從家中的孝開始向外推。與“忠心社稷”:《孝經·廣揚名章》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親之孝被直接引向事君之忠。與“禮以行之”:孔子答孟懿子,生、死、葬、祭都要合禮,孝要靠禮才有了具體的做法。與“手足情深”:《孝經》接著說“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禮運》也把“兄良、弟弟”與“父慈、子孝”並列,孝與悌同屬一家之內的倫理。
孝從祭祖的供桌一路走進了朝廷與刑律:西周用它敬奉祖先,孔子把它引向在世的父母,《孝經》稱它“德之本”,漢代以孝廉取士並追究不舉之責,唐律把不孝列入十惡。它又連著仁、忠、禮與兄弟之倫。正因為它被抬得這樣高,魯迅才會對郭巨埋兒發出那一聲驚懼,提醒人孝本應合乎人情。
孝慈傳家是常倫之道裡講家中長幼倫理的一類:長幼互敬,反哺感恩。西周金文已見“用享孝”於祖考,戰國末期的《孝經》稱孝為“德之本”,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漢代號稱以孝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