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

西周的《詩經·小雅·常棣》詠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裡的兄弟在危難中相顧：“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在家裡爭吵，對外卻一同抵禦。詩也不諱言另一面：喪亂平定之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這首詩的來歷有兩種說法。《毛詩序》說它“燕兄弟也”，是哀憫管叔、蔡叔失道而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則說“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又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兩說不同，卻都把兄弟之情與周人聚合宗族、分封親屬的做法連在一起；兄弟相親的倫理，在這時已是詩教的內容。

孔門把這份親情放進了做人的次序。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要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論語·學而》），孝與弟從此並稱。

此後，禮和法給兄弟之情定出了遠近。《儀禮·喪服》按親疏規定服制：為從父昆弟服大功，為從祖昆弟服小功，為族昆弟服緦麻，關係越遠，喪服越輕。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長孫無忌等參撰的《律疏》三十卷奏上，頒行天下（《舊唐書·刑法志》）。《唐律疏議》把“不睦”列入十惡，指“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疏文解釋說，這些“皆是親族相犯，為九族不相協睦”；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則歸入“不孝”。喪服的等級就這樣寫進了罪名的界定。該書卷首的提要引“論者”之說，稱“唐律一準乎禮”，又記明代修律“篇目一準於唐”。

到了宋代，照顧的範圍又從兄弟推到整個宗族。北宋范仲淹在蘇州設立范氏義莊，用族田的收益贍養族人。設立的年份有兩說：寫過多部宋代歷史著作的吳鉤記為皇祐元年（1049年），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中檀上寬所撰條目記為1050年。錢公輔《義田記》說，范仲淹“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又“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宋史》本傳也記他“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青山定雄在《日本大百科全書》中說，義莊據說始於范仲淹。龔浩、王濤在《學習時報》撰文說，此後各地世家大族“紛紛仿效，購置族田，創設義莊，興辦義學”；據他們引的統計，宋元時期族田義莊約65例，明代增至233例，清代增至約500例，蘇州一地的義莊從康熙時期的3個增加到宣統時期的165個。吳鉤認為，范氏義莊從創立到民國，運行了約九百年。

家訓和族譜又把這種倫理帶進了家中的日常。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兄弟》中說：“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他也看到兄弟失和的緣由：“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北宋蘇洵作族譜，說“情見乎親，親見於服”，喪服由重到輕，“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再往下便成了“途人”；他盼讀譜的人“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北宋張載主張“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辦法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兄弟反目也進了文學：南朝劉義慶編的《世說新語》記，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之內作詩，詩中說“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兄弟之倫也在另外幾種典範裡留下了印記。與“孝慈傳家”：有子把孝與弟並稱“為仁之本”，唐律把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算作不孝，蘇洵作譜也是盼人生出“孝悌之心”。與“禮以行之”：《儀禮·喪服》以大功、小功、緦麻標出兄弟的親疏，唐律又借這些等級界定“不睦”。與“宗族信託”：龔浩、王濤說，族田的產權“歸宗族集體共有”，“不能私自買賣”，義莊因此能以一份共有的產業長期贍養族人。與“相濡以沫”：《常棣》把“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與兄弟和樂寫在同一首詩裡，顏之推也把夫婦、父子、兄弟並列為“一家之親”。

兄弟之情先寫在《常棣》的詩句裡，後來寫進唐律的罪名，又落在范氏義莊的族田上，一步步成了可以執行的規矩：喪服定出親疏，律文懲處“不睦”，義莊讓族人“日有食，歲有衣”，明清的世家大族又紛紛仿效。顏之推提醒兄弟“望深則易怨”，蘇洵擔心親盡便成“途人”，七步詩寫出骨肉相煎的痛；人們看到這份親情會疏遠，也就一再為它立禮、定律、置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