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江的潮,先成了築城的難題。《吳越備史》在“(庚午)四年”下記農曆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沖激,命強弩以射濤頭,遂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又寫“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強弩五百,以射濤頭”,並“親築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鑰置於海門”,詩裡有“為報龍神並水府,錢塘借取築錢城”一句。“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頁面只印“(庚午)四年”,沒有年號;《宋史》作“梁開平中”,910年是本條按庚午所作的換算。
這件事宋人也寫進了河渠志,並接著沿用錢氏的辦法。《宋史·河渠志》寫:“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沖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杭州言浙江潮“擊西北岸益壞”;七年,發運使李溥等經度,對此前戚綸等人的梢楗之策“以為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疊為岸,固以樁木,環亙可七里”。“至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眾賴以安”,後來“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封他為寧江侯。同一卷裡寶祐三年的奏文卻寫:“慶曆中,造捍江五指揮”。景祐與慶曆,兩處說法不同,這裡並列。
塘與城裡的河,是連著的。《宋史·河渠志》寫臨安城中的運河“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又載元祐中守臣蘇軾的奏文:他調集“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浚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並請在鈐轄司前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紹興三年,皇帝說“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開河,“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專為修塘設的捍江兵士,在這一卷裡又被調去開河。
清代的制度,《清史稿·河渠志》總括說:“海塘惟江、浙有之。于海濱衛以塘,所以捍禦咸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又說:“唐、宋以來,屢有修建,其制未備。清代易土塘為石塘,更民修為官修。”順治十六年,禮科給事中張惟赤上言:“杭、嘉、湖、寧、紹、蘇、松七郡皆濱海,賴有塘以捍其外,至海鹽兩山夾峙,潮勢尤猛。故明代特編海塘夫銀,以事歲修。”康熙三年,“浙江海寧海溢,潰塘二千三百餘丈”。該志還說,在浙江的海塘“自仁和之烏龍廟至江南金山界,長三萬七千二百餘丈”,而“浙則江水順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其衝突激涌,勢尤猛險”。雍正六年,“‘搶修’之名自此始”;十一年的諭旨說“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費帑千萬不必惜”。乾隆元年(1736年),“曾筠請於仁、寧等處酌建魚鱗大石塘六千餘丈”,次年“建海寧浦兒兜至尖山頭魚鱗大石塘五千九百餘丈”。乾隆四十五年,阿桂等的奏疏寫到魚鱗石塘的做法:“量地勢高下,用十六層至十八層”。
乾隆朝的諭旨不止一種口氣。二十七年的諭旨稱海塘“為越中第一保障”,這是詔書的措辭,同一道諭旨又說“柴塘沙性澀汕,石工斷難措手”,只能力繕柴塘;三十年的諭旨說“繞城石塘,實為全城保障”;三十七年的諭旨卻說:“潮汛遷移,乃噓吸自然之勢,若開挖引河,恐徒勞無益。止宜實力保衛堤塘,以待其自循舊軌,不必執意開溝引溜,欲以人力勝海潮也。”四十九年,他又諭“撥帑五百萬”。從這些記載看,修塘既是工程,也是朝廷屢次定奪的事。
同別的正典相比,幾處可連。京杭運河一條講南北水道,蘇軾奏文裡杭州城內的運河,每受潮水淤塞。九曲安瀾一條講黃河治理,《清史稿》把海塘寫進河渠志,同淮河、永定河併為一卷。稻米食饌和糧蔬瓜果兩條講稻粟,畜禽水產一條講家畜,《清史稿》所說“奠民居而便耕稼”,是海塘同農事相連的一句。
從這些記載看,塘把潮水擋在城邑與田地之外:《宋史》寫石塘“積久不治”時“人患墊溺”,修治之後“眾賴以安”;可塘並非一勞永逸,李衢的奏文說捍江兵每指揮原以四百人為額,“今所管才三百人”,清代的諭旨與奏疏仍在討論柴塘與石塘。
錢武肅王命強弩射潮,再用竹籠盛石築起捍海塘;宋人復用“錢氏舊法”,設捍江兵士專採石修塘,這些兵士又被調去開浚杭州的運河;清代易土塘為石塘,單是海寧浦兒兜至尖山頭一段,就建魚鱗大石塘五千九百餘丈,乾隆的諭旨一面稱海塘“為越中第一保障”,一面說“不必執意開溝引溜,欲以人力勝海潮也”。海塘的分量,就在這道一代代續修的塘裡。
海塘御潮是山河經略裡講錢塘江一帶抵禦潮水的石砌海塘的一類。從五代的竹籠盛石,到北宋的條石砌塘,再到清代的魚鱗大石塘,塘身的築法一步步改變,守護著江南的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