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下葬:“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又寫墓裡“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頁面說,始皇陵始建於公元前246年,據司馬遷的記述,各地勞作者不停施工,直到皇帝於公元前210年去世,為的是在巨大封土之下造一座地下之城;陵園佈局呼應都城咸陽的規劃。
這座地下之城,漢代已有人當作教訓。《漢書·楚元王傳》載劉向在成帝時因營建昌陵上疏,數起前朝厚葬:“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他寫這項工程的下場:“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又寫“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他舉漢文帝為例:“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並引張釋之的話:“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漢書》記這封疏上去之後:“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營造什麼樣的地下宮室,從一開始就是被爭論的事。
“事死如事生”是禮書裡講祭祀態度的話。《禮記·中庸》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陵裡備齊宮觀百官、天文地理,是把對待活人的樣子延伸到死後;劉向則指出,照著生前樣子造的東西,到頭來宮室被焚,墓被發掘,藏槨也被失火燒去。把兩段並置來讀,是本條的讀法,《史記》《漢書》並沒有說秦人依《中庸》此句行事。
明代的規制記得更細。《明史·成祖本紀》記永樂七年(1409年)農曆五月己卯,“營山陵於昌平,封其山曰天壽”;《明史·禮志》記山陵規制:“凡山陵規制,有寶城,長陵最大,徑一百一丈八尺”,又說“惟永陵中爲券門”。洪熙元年仁宗崩,繼位的皇帝為仁宗營獻陵,召蹇義、夏原吉說:“國家以四海之富葬親,豈惜勞費。然古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孝子思保其親體魄於永久,亦不欲厚葬”,並說“皇考遺詔,天下所共知,宜遵先志”,於是只建寢殿五楹,《明史》寫作“其制較長陵遠殺”。
定陵讓這些文字有了實物。北京日報客戶端2025年7月3日的回顧文章(文中各段註明引自2004年和2016年《北京日報》的舊稿)寫,最初要發掘的是長陵,“儘管考古界意見並不統一,但發掘長陵最終得到了國務院批准”;沒有找到長陵地宮的線索,先提出的是發掘獻陵;專家復勘時發現定陵寶城外側有幾塊城磚塌陷,“裡面有磚砌券門的跡象”,才定下試掘定陵。文章說,“定陵建成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而萬曆皇帝及孝端皇后是1620年10月才埋葬的”,所以先用土封起來,工部立小石碑為記,碑上刻“此石至金剛牆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1956年5月17日,定陵發掘正式啟動”,“1957年5月19日,工作人員終於找到了地宮入口的承重牆——金剛牆”,1958年7月底清理基本結束,出土3000餘件文物。京報網轉載的北京晚報·五色土專欄文章(作者楊征)說,“定陵地宮的中路建築,分為前、中、後三室”。北京日報的文章說發掘留下了遺憾,促成了此後中國文物考古“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的基本方針。
它同其他正典的關係,要一條條分開說。秦俑軍陣一條講始皇陵的陪葬坑,教科文組織頁面說近200座陪葬坑裡有成千上萬的真人大小陶俑。禮以行之一條講禮的施行,“行其禮”與“事死如事生”同在《中庸》那一句裡。孝慈傳家一條講孝,《中庸》以“孝之至也”作結,繼位的皇帝說“孝子思保其親體魄於永久”,同一個“孝”字,結論卻一厚一薄。堪輿相地一條講選址,教科文組織頁面說明清陵寢的地形按風水原則選定。皇家官式一條講宮城,《明史·地理志》記永樂四年農曆閏七月“詔建北京宮殿”,陵寢選址在永樂七年,同在一朝。
少了這一條,我們對中國帝王陵寢的認識,就只剩下地面上的享殿與神道,少了地下那一半,以及圍繞它的爭論。地宮的規制並不是一道單向的命令:秦代的工程被劉向寫成教訓,明代繼位的皇帝因孝而主張從儉,定陵一經打開,留下的又是不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的方針。
“穿三泉,下銅而致槨”的地下之城,到了劉向筆下,成了牧羊人舉火找羊、燒去藏槨的故事。禮書說事死如事生,劉向說該薄葬,繼位的皇帝說孝子不欲厚葬,到了定陵,工部當年立下的小石碑上刻著“此石至金剛牆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1957年發掘者找到了金剛牆。地宮在建造、批評和發掘的往復裡留下規制,也留下一條界線:什麼該造,什麼該開。
地宮規制是土木棟樑裡講帝王陵墓地下營造的一類,以秦始皇陵和明十三陵為核心。地宮用石砌的拱券作頂,又有防水排水的工程,把“事死如事生”的禮制放進了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