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頁對長城的說明稱,它從公元前3世紀一直修到17世紀,總長超過兩萬公里,東起山海關,西到嘉峪關,主體是牆體、馬道、瞭望臺和牆上的掩體,還包括沿線的堡壘與關隘;頁內又說,它反映的是中國古代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流;列舉理由時,並舉了甘肅保存的西漢夯土牆段和明代的砌石牆體。
先看一條線索,它只是一句話。《左傳》僖公四年,楚國使者屈完對齊桓公說:“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這句話把方城當作城,沒有說它是牆還是山。到了戰國,《史記·匈奴列傳》記:“秦昭王時……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並天下,“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蒙恬則“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列傳》寫成“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還記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司馬遷並不全是讚許。他到過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臨死時自問:“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秦始皇本紀》末又引賈生(賈誼)的話,說秦“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同一道牆,在史書裡既是功,也是百姓的力氣。
這筆賬後來進了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寫道:“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又說“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教科文組織的頁面也提到,長城因修築中的辛苦而成為中國文學裡的重要參照,舉了陳琳的一首兵士歌謠(頁面英文題目直譯如此)和杜甫的詩;頁面沒有寫出詩題,是否就是上面這一首,這裡不作斷定。
向西,牆連著亭障。《史記·大宛列傳》記武帝時漢軍破了姑師等處之後:“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明代的長城是另一種寫法,數字很具體。《明史·戚繼光傳》在“隆慶初”之後記“二年五月”,即隆慶二年(1568年)農曆五月,他受命“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上疏數出練兵的毛病,其一是“有火器不能用”。後來他任總兵官,巡行塞上,議建敵臺,說“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並說“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又算道:“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主張“跨牆為臺”,“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先建千二百座”。傳中沒有給出這次建議的年份。後文記“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他又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寇至,火器先發”。這些數字說的是薊鎮一段,不是全線。
長城不是孤立的一道牆,旁邊還有四條線。蒙恬修的直道,既見於《蒙恬列傳》,司馬遷也親自走過,這與北疆馳道一條講的秦直道是同一件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漢代的亭障沿河西排向玉門,絲綢之路一條所講的商路也由此出關(這是本文的聯繫);戚繼光的車營“火器先發”,火器革新一條所講的火器,在這裡寫進了他的車營戰法;而“固輕百姓力矣”那句評語,出自史家絕唱一條講的《史記》。
同一道牆,被三種人量過。司馬遷量的是百姓的力氣,陳琳量的是連連三千里的城下白骨和家中的寡婦,戚繼光量的是高五丈、駐百人的一座座臺。教科文組織的頁面把它看作農耕與遊牧兩種文明碰撞、交流的實物,而史書、詩和奏疏各留了一筆賬。牆既是防線,也是賬本和詩題,能被這樣反覆地算、反覆地寫,它才進了正典。
萬里長城是山河經略裡講長城防禦工程的一類,這道工程由牆體、關隘與烽燧組成,大致沿著農耕與遊牧地區的分界延伸。春秋戰國時各國相繼築牆,秦把舊長城連起來;今天所見的長城,主體多是明代的磚石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