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武藝,同一支隊伍的配合,是兩件事。戈戟陣法講的是後一件:兵器怎樣搭配,隊伍怎樣排列,一隊人怎樣像一個整體那樣行動。這門學問的要緊處,在於把單兵的力氣變成可以編排、可以傳授的紀律。
先看器。于成龍(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原副院長)說,殷墟已出土上百輛雙馬繫駕的兩輪馬車,伴隨著戈、箭鏃一類武器;《史記·周本紀》記周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周禮·考工記》把戈的尺寸寫成了定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還規定銅與錫的配比:“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同鐘鼎用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不是一個配方。這一頭連著青銅鼎彝:同是青銅,禮器與兵器各有各的齊。《周禮·夏官》的司兵“掌五兵五盾”,祭祀時還要“授舞者兵”,兵器也在禮裡,這又牽到禮以行之。《詩經·秦風·無衣》唱“王於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脩我矛戟,與子偕作”,戈矛戟在歌裡成了“同仇”“偕作”的憑據。
再看陣。《左傳》桓公五年記鄭軍與周王所率諸侯軍對陣,鄭軍“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引《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戰車在前,步卒補縫,陣的名字和排法已經寫進了史書。《孫臏兵法》開口便是“凡陳有十”,方陳、圓陳、疏陳、數陳、錐行之陳、雁行之陳、鉤行之陳、玄襄之陳、火陳、水陳,各有各的用處,錐形的陣用來決絕,雁行的陣用來接射。《史記》說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這條線連著孫子兵法。
陣會被做成實物。一號兵馬俑坑約埋藏陶俑、陶馬六千件,同時還有大量青銅兵器,藏品展示列有秦青銅戈、戟、鈹和劍;三個坑共有約八千件陶俑、陶馬和數以萬計的銅鏃。秦俑軍陣一條講的正是這些坑:成坑的俑與成批的兵器同埋一處,排列的講究,要到那一類裡去看。
明代的戚繼光,把這門學問寫成了小隊的規矩。《明史》記他到浙江,見衛所軍不習戰,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因地形制陣法”,於是“戚家軍名聞天下”,抗倭“先後九戰皆捷”。《紀效新書》寫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槍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槍進的老了,即便殺上”,“筅以救牌,長槍救筅,短兵救長槍”,還立下軍法: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的,“即以軍法斬首”。黃樸民、熊劍平概括為“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但戚繼光在《紀效新書》卷首也說到,對付倭寇的這類辦法,遇上北方曠野就要另想:“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敵馬動以數萬,眾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豈可以此用之者耶?”到了薊鎮,《明史》記他改議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槍、筤筅”。陣裡於是有了火器,火器革新一條講的變化,在這裡進了陣法。
少了這門學問,華夏的兵器只是銅鐵,兵也只是人頭:沒有“先偏後伍”的補縫,沒有“長以衛短”的救應,也就沒有可以教、可以練、可以因地而改的陣。
“筅以救牌,長槍救筅,短兵救長槍”,鴛鴦陣的這幾句,說的是一隊人怎樣互相補位。這種編排之學,早有文字與實物:《考工記》給戈定下尺寸與銅錫之齊,鄭軍的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孫臏列出十種陣,秦陵一號坑裡陶俑與青銅兵器同埋。戚繼光也提醒,到了北方曠野,對付倭寇的辦法要另想,到薊鎮便讓火器先發。兵器與隊形一再隨地形而改,寫得下、教得會的編排,卻一路傳了下來。
戈戟陣法是博弈謀略裡講兵器與陣法的一類。它講商代以來冷兵器與隊列配合的作戰辦法:殷墟時期的青銅戈和戰車、步卒協同,戰國孫臏論陣法,明代戚繼光的鴛鴦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