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道方圓講的是圍棋與象棋兩種棋。圍棋看全盤的空間,象棋講兵將的攻防,一個像在鋪地,一個像在布陣。這三尺棋局裝下了政治的比方、天地的道理、兵的想象和閒人的日子,下文一樣一樣地看。
先秦的書裡,棋先被拿來說政。《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批評寧子對待國君“不如弈棋”,隨後說“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論語·陽貨》裡,孔子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孟子·告子上》講“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並舉“通國之善弈者”弈秋教二人的例子。棋在這裡是一件小事,卻被拿來說用心、說決斷;《論語》《孟子》都在四書五經之列,這幾句論棋的話也隨經書傳了下去。
到漢代,棋盤有了天地。班固《弈旨》寫:“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湘潭大學的何雲波在《光明日報》上說,這開啟了“立象比德”的論棋傳統。何雲波又引“局方而靜,棋圓而動”,方與圓在這裡對應靜與動。棋子分黑白、合陰陽,與陰陽五行一條相通;何雲波還引吳清源,認為圍棋的起源應與八卦占卜有關,又註明那種占卜棋具未必真是圍棋,這又牽到易卦乾坤。馬融《圍棋賦》則換了一個角度:“略觀圍棋兮,法如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鬥場”。棋盤成了戰場,孫子兵法一條所講的用兵之道,在這裡有了一個棋盤上的比方。
魏晉以後,棋轉向閒適。何雲波說,魏晉時圍棋有了“手談”“坐隱”等別稱,《世說新語》有“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到唐代,棋成了琴棋書畫四藝之一。唐代筆記裡還留下一樁棋事:蘇鶚《杜陽雜編》記大中年間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棋”,皇帝“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棋局結束,王子嘆道“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這部筆記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所以此事只作旁證。棋手有待詔的職銜,棋局也成了來朝的外國王子與朝廷之間的一項交際。
象棋走的是另一條路。《周書·武帝紀》記周武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這部《象經》同後來的象棋是什麼關係,說法不一。宋人晁補之在《廣象戲圖》自序裡說“象戲,戲兵也”,又說他見到的象戲“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二,為兩軍耳”,棋盤縱橫各十一路;《文獻通考》另錄司馬光有《溫公七國象棋》一卷。成都博物館介紹萬安鎮宋墓出土的三十枚銅棋子時寫,文獻記載象棋可上溯到戰國,宋代流行,早先一副只有十二枚,宋代晚期才出現三十二枚的局面。兩處都說到三十二枚,但晁補之的棋盤縱橫十一路,同博物館所說的局面是不是一回事、孰先孰後,兩頁都沒有交代,這裡不作裁斷。象棋擺出“兩軍”對壘,被晁補之稱作“戲兵”,這一頭連著戈戟陣法。
棋也走進了日常。《夢粱錄》寫杭城的閒人和食客,有人“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何雲波則指出,儒家對棋的態度是雙重的,一面貶為“不仁”,一面又需要“遊心”之戲;宋代《棋經十三篇》說“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白黑相半,以法陰陽”,他又說“手談”就是對話,棋是一種不用語言的對話,真正的對手“既是敵人又是契友”。爭與和,就這樣放在了同一張棋盤上。
少了這兩種棋,華夏人會少一種既能說政、說天地,又能陪人消磨一個下午的東西;兵的想象也少一處不流血的演練場。
圍棋鋪地,象棋布陣,兩種棋各有來路。《左傳》借“舉棋不定”說立君,孟子借弈秋說專心;班固讓棋局“象地則”,又以黑白分陰陽,馬融把三尺之局看作戰場;唐人筆記裡有來朝的王子與待詔對弈,晁補之把象戲叫作“戲兵”,《夢粱錄》裡的閒人圍棋撫琴。何雲波說,真正的對手“既是敵人又是契友”:爭勝的心思放進棋局,也就成了一場不用言語的對話。
棋道方圓是博弈謀略裡講圍棋與象棋的一類。圍棋看全盤的空間,象棋講兵將的攻防,一虛一實,一柔一剛。弈棋在春秋時已經流行,唐代十九道棋盤成為圍棋的標準形制,象棋到南宋定型,流行於市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