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雲霧繚繞的山水間,文士們在殿前和橋邊設案讀寫,有人展卷討論,有人沿山徑行走,遠處夕陽映湖。
樂記文獻
儒家樂論的彙集之作,提出“禮樂教化”,把音樂與政治、心性修養聯繫起來
《樂記》今天是《禮記》裡的一篇。孔穎達的疏引鄭玄《目錄》說:“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疏又說,今本是從《別錄》所載二十三篇裡截取的十一篇,餘下十二篇“其名猶在”;這十一篇各有名目,如《樂本》《樂論》《樂施》《樂言》。
它出自誰手,古人說法不一。《漢書·藝文志》寫道:“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志中另記其內史丞王定傳給常山王禹,禹在成帝時獻上二十四卷,而“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隋書》載沈約的答語,既重述這一說法,又說“《樂記》取《公孫尼子》”。它怎樣進入《禮記》,也有兩種講法:《隋書·經籍志》說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稱《小戴記》,其後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孔穎達則據《別錄》,說《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
《樂記》的論證從人心起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由此推到政事:“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以要“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它又把樂擺在與禮相對的位置:“樂者為同,禮者為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修身則要“致樂以治心”;樂能“善民心”,因為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這套說法在史書裡有回聲。《漢書·禮樂志》記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獻上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卻“不常御”;志中講禮樂的一段,“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與《樂記》的文句相同。《史記·樂書》裡也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下詔,說“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前半句與《樂記》的“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字字相同。到了唐代,《舊唐書》記永徽四年(653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禮記正義》的卷三十七至三十九就是《樂記》。
它引出的爭論也留在史料裡。《樂記》自己記魏文侯向子夏訴苦:“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漢書·禮樂志》記哀帝引孔子“放鄭聲,鄭聲淫”,下詔“其罷樂府官”。嵇康作《聲無哀樂論》,借秦客之口引出“亡國之音哀以思”,又讓主人答以“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
《樂記》同其他典範的關係,可以從五處看。與“禮以行之”相連:《樂記》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說“同則相親,異則相敬”,禮分等級,樂聚人心。與“禮樂儀式”相連:它把“鐘、鼓、管、磬,羽、籥、干、戚”算作“樂之器”,把“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算作“禮之器”,儀式上用的東西由此有了名目。與“四書五經”相連:沈約說“秦代滅學,《樂經》殘亡”,五經裡沒有樂,論樂的文字便靠《禮記》裡這一篇留下來。與“華夏民樂”相連:篇中寫“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又說“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把琴瑟的聲音和古人的政教放在一起。與“歌謠百調”相連:篇中把“鄭、衛之音”與古樂對舉;《漢書·禮樂志》記哀帝先引“放鄭聲”,再罷去樂府,而樂府正是“采詩夜誦”、收得趙、代、秦、楚之謳的官署。
《樂記》從“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講到“審樂以知政”,把聽什麼、奏什麼當作看政事的門徑。它的話留在了史書和詔令裡:《漢書·禮樂志》有與它相同的文句,梁武帝的詔書照用“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唐代明經考試所依的《五經正義》裡有它的疏;嵇康則作《聲無哀樂論》,說聲音“無係於人情”。一篇只剩十一篇的論樂文字,既被朝廷一再引用,也被後人拿來辯難,樂與政的關係由此成了一個反覆要問的問題。
樂記文獻是絲竹霓裳裡講儒家樂論的一類,核心是《樂記》:西漢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採集先秦樂論編成,後來被戴聖收入《禮記》,唐代又隨《禮記正義》成為科舉經學的標準讀本。它把音樂同政治和人的心性連在一起,主張以禮樂教化人。
書齋案上,學者整理樂論文獻:或校勘樂經殘簡,或批註樂律譜,琴瑟靜置案側,文獻堆積如山. 將音樂上升至政治治理與心靈內省高度的樂理總綱.
相傳,一位年輕的讀書人向老師請教:為什麼古人講禮的時候,也要講樂?
老師沒有立刻回答,拿起桌上的琴,撥了兩個音。頭一個音沉穩,後一個音輕快。他問學生:你聽了,心裡有什麼不同?
學生想了想,說:頭一個讓我坐直了,後一個讓我想笑。老師點點頭,說:古人想的,就是這個。
西漢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採集先秦樂論編成《樂記》,儒家樂論第一次成篇;戴聖編《禮記》收入《樂記》,使之成為儒家經典的一篇;唐代孔穎達主持的《禮記正義》頒行,《樂記》的註疏成為科舉經學的標準讀本。(這是一則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歷史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