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實測把天上的高度、地上的距離和國家的疆域放進同一個可以校驗的尺度。向北走,北極在天上的高度上升;同日正午立表,各地日影的長短不同。比較南北兩地的北極高度、影長與實測路程,便可求出地面走過多少里才使天球高度改變一度。它不是空談經緯,而是把觀天轉為測地的方法。
唐開元十二年(724年),據《舊唐書·天文志》,朝廷“詔太史交州測景”,太史監南宮說又在河南擇平地測量,各地記下日影與北極高度,如“北極高二十六度六分”,由此得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即南北相距這一里數,北極高度便差一度。書中又記“沙門一行因修《大衍圖》”,可見這次測量與修曆相連,須由朝廷組織、由各地觀測共同完成。元代郭守敬主持“四海測驗”,《元史·天文志》記“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觀測從一處宮廷儀器擴展成跨區域的網絡。清康熙年間,據《清史稿·何國宗傳》,聖祖“命制皇輿全覽圖,以天度定準望,一度當二百里”。三段記錄彼此相連,卻不能把唐、元、清說成同一次工程。
它對歷史的影響,首先在國家如何認識土地。唐代以南北各地的數字求出一度的里數;元代把測景之所鋪到二十七處,使距離、方位和地域不再只依賴一處的觀測;清代以天度定準望、以一度當二百里繪製《皇輿全覽圖》,把天文尺度用於全國地圖。一項關於中國測定海上經度歷史的研究指出,中國地圖服務於行政、土地測量和地形等需要;測量由此進入曆法機構、觀象制度和行政空間的安排,《皇輿全覽圖》也不只是繪製的成品,而是治理疆域的地理成果。
它對文化的影響,來自一種新的觀看習慣。圭表的影子讓南北、晝長和尺度在地面顯現;北極高度使遠行的方向和地方的位置能夠用共同的天文語言討論;多地觀測又把個人所見變成可以互相核驗的證據。“一度當二百里”這樣的規定,更把天上的度數直接寫進地上的里數,地圖上的距離從此可以向天象求證。後世重讀一行、郭守敬和康熙年間的測量,也正是在這種由天定地的尺度裡,把它們放入中國的實測傳統;這條譜系由此進入地圖史、曆法史和國家空間的想像。
子午實測與四個典範相連。它與“圭表測影”的關係最直接:立表取影,是把太陽高度變成南北比較的起點。它與“渾天儀象”相連:北極高度依賴對天球位置的觀測,天上的座標由此成為地上的尺度。它與“授時曆定”相連:一行因修《大衍圖》而參與測量,這次測量本就連接曆法、天文和觀象機構,郭守敬後來又把測量、曆算和全國觀測結合起來。它與“計里畫方”相連:計里畫方以方格和里數製圖,“一度當二百里”的規定則讓里數與天度相連,南北距離由此有了由天象校定的依據。
它的典範性還在於把“看見”變成“量出”。南宮說等以多地實測求出一度的里數,郭守敬以二十七處測景之所擴大範圍,康熙年間又以天度繪製《皇輿全覽圖》,收束這條譜系。這些成就也不宜寫成單線敘事:三次測量的目的與規模各不相同,前引研究也提醒,中國地圖兼有行政、土地測量和地形的用途。子午實測因此同時處在天文、地理、地圖、曆法和國家治理的交界。
從開元十二年(724年)測得“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到元代郭守敬“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再到康熙年間《皇輿全覽圖》“以天度定準望,一度當二百里”,子午實測以日影、北極高度和地面距離求出尺度,並把尺度用於里數與地圖。它讓觀測由一處宮廷擴展為跨地域的測量,讓天文知識進入疆域的行政與測繪,地圖與曆法因此共享一種由天象校定的尺度。
子午實測是天道經緯裡講大地測量的一類:在南北多地測量日影和北極高度,推出子午線一度之長。唐開元十二年(724年)一行與南宮說組織了這樣的測量,元代有郭守敬的“四海測驗”,清康熙時又在全國實測經緯度,成《皇輿全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