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武帝紀》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條下記了一句:“置五經博士。”同書《儒林傳》的贊語把這件事的後果說得更具體: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到元始年間,“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這段贊語既是記事,也是評語:經書同做官連在了一起,讀經的人多了,註解也跟著成倍增多。同書《董仲舒傳》載他對策,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經書要當作國家的依據,先得有一個大家認可的定本。《後漢書·蔡邕傳》記,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人上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把經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剛立起時,來觀看和摹寫的人,“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唐代又往前走了一步。《舊唐書·儒學傳》說,太宗因經籍“文字多訛謬”,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又命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記永徽四年(653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
上引漢唐的詔令和考試都只舉五經;四書與五經並列,要到宋以後。《朱子語類》記朱熹教人讀書的次序:“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又說“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收在《四書章句集註》裡的《大學章句序》,末尾署“淳熙己酉二月甲子”(1189年)。到元代,元仁宗皇慶二年十月,中書省臣奏請以經學取士,說“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元史·選舉志》載的考試程式,漢人、南人第一場要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明史·選舉志》又說明代“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所作之文“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考試考的是這套書,它們也就進了每個讀書人的日常。蒙學讀本《三字經》把讀書的次序排成“由孝經,至四書”,又說“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是“童蒙養正”所講的那類啟蒙材料。對經書的看法並不只有一種: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易教上》裡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是把六經當作先王政事的記錄來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日的上諭說:“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以這套書取士的做法到此結束。
五經同別的典範牽連很多。“科舉選賢”是經書進入官制的通道,元、明兩朝的考試程式前面已經引過。《儒林傳》贊說,起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宣帝時添了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和施、孟、梁丘《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是為了“罔羅遺失,兼而存之”。單是《易》一經就立了幾家博士,“易卦乾坤”所講的卦爻之學,便這樣分成幾家,在官學裡傳了下來。《論語》在《漢書·藝文志》裡列在六藝略,《孟子》卻列在諸子略的儒家,後來兩部書同入四書;它們的論辯文字,也是“諸子散文”所講的內容。
五經靠博士和太學進入官制,靠石經和《五經正義》有了定本,宋元以後又借朱熹的註本和八股文章進入考場,直到1905年的上諭停止科舉。《儒林傳》的贊語稱這是“祿利之路”,章學誠卻把六經讀作“先王之政典”。官職、定本、考場和蒙學讀本連在一起,讀書人的知識和語彙便有了共同的來源。
四書五經是翰墨文心裡講儒家經書的一類:漢代以來以五經四書為核心的儒家經典,以及它們被立為國家經典、統一註疏、定為考試標準的過程。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唐代頒行《五經正義》,元代起科舉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標準,延續到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