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的開篇,先給繪畫定了位:“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六籍即六經,畫與六經並列,是把它放進教化與記事的事業裡。他又追到源頭:“書畫同體而未分”,只因“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並斷言“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書畫宣紙之所以算一門正典,起點就在這裡:它從一開始便與文字共用一支筆。
筆法是兩者相通的地方。張彥遠引謝赫之說:“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又說“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他舉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評顧愷之的筆跡“意存筆先,畫盡意在”。這條線連著漢字經緯:漢字靠筆畫立形,“工畫者多善書”,書法的用筆也就成了畫的基本功。
紙是第三樣要緊的東西。《歷代名畫記》寫道:“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這句話出在談摹拓的一節,說的是臨摹用紙,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稱“宣紙”一詞最早出現在這部書裡。該頁還說,從晉代起書畫名家輩出,促進了造紙的改進;《人民週刊》的文章則寫,宣紙是繼東漢蔡倫發明植物纖維造紙之後,改換原料配比而成的新紙,與蔡侯造紙一脈相承。中國非遺網記,宣紙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為料,工序在一百道以上,用它作畫,墨色“濃而不渾,淡而不灰”;其中吸墨強的一類紙“墨一落紙,極易漫開”,書寫時常要加漿或塗蠟。據《人民週刊》,宣紙製作技藝於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墨的一面,要看唐代。荊浩《筆法記》借一位老者之口說:“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我唐代”,並評“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又說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他評項容“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在他的評語裡,筆與墨是分開來衡量的。張彥遠記吳道玄“往往於佛寺畫壁”,筆跡“恣意於牆壁”;那是與石窟丹青一條所講的壁畫相近的壁上功夫,與紙本水墨是兩種做法。張彥遠本人對潑墨並不認可:“如山水家有潑墨,亦不謂之畫”。可見在唐代,潑墨至少還沒有被他當作畫。
宋人把畫與詩並讀。蘇軾題王維的畫:“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又在題跋裡錄了一首五言四句的詩,隨即註明“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可見這首詩是否出自王維,當時已有異說。他又寫:“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王維是唐代詩人,蘇軾讀他的畫要先“味摩詰之詩”,唐詩格律一條所講的唐詩,就這樣成了讀畫的尺度;“詩畫本一律”一句,說的也是用評詩的眼光評畫。
到了元代,紙上水墨成了文人抒懷的方式。倪瓚在給友人的信裡說:“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據人民日報海外版介紹,作於元至正七年,全卷用墨淡雅,只在點苔、點葉時用了濃墨。羅青在《中國藝術報》的文章裡引黃公望《寫山水訣》:“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中國非遺網又寫,元代繪畫繁榮,使宣紙“作為畫家們發揮的基本工具而被重視起來”。把這幾句並讀:淡墨層層加深的畫法,與元代把宣紙當作畫家基本工具的說法,在記載裡互相對得上。
書畫宣紙被當作正典,理由有三處可查:它以“與六籍同功”的身份進入教化,與書法共用一支筆,又靠宣紙與濃淡水墨把讀書人的心志寫在紙上。倘若沒有這一門,詩裡的情景無處成畫,字裡的筆法也無處延伸,文人也少了一種不靠文章便能自述心跡的辦法。
張彥遠把畫排進與六籍同功的事業,又說書畫用筆同法;荊浩記下水暈墨章興於唐代,蘇軾讓詩與畫互相印證,倪瓚用逸筆寫自娛,黃公望教人從淡墨起筆。宣紙接住這些濃淡,讀書人的心志得以留在紙上,書畫也就成了另一種文章,“與六籍同功”的說法,在一幅幅紙上作品裡有了著落。
書畫宣紙是匠心格物裡講中國書畫的一類,以筆墨紙硯為工具,講求“紙墨相發”與“骨法用筆”,在水墨的濃淡之間抒寫文人的精神世界。類內的繪畫有人物、山水、花鳥走獸和風俗界畫,另有法書墨跡、碑刻與拓本。法書指紙、絹上的墨跡與摹本,碑刻指刻石和從石上拓下的紙本;講文字本身,即漢字的形成、整理與構造,見漢字經緯。筆、墨錠與硯的製作和裝飾見筆墨硯工,紙仍見本類及蔡侯造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