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食貨志》這樣交代這門邊貿的由來:“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這是修史者的概括。唐人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說飲茶之風“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又說“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唐國史補》記常魯公出使西蕃,在帳中烹茶,贊普卻指著自己的茶,一一說出“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兩頁都沒有給出年份,這裡不記年。中國民族報2022年刊出的李俊清、李天順(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一文,把全程分作四段:興起於唐代,宋代快速發展,明朝時主要由政府壟斷,清朝中葉之後逐漸轉型。
宋朝把它辦成官事。《宋史·食貨志》記,熙寧七年(1074年),朝廷遣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說,“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同一段交代了產茶的人:蜀地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賣茶為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光明日報2018年載李貴平(《華西都市報》編輯)的文章,稱雅安名山的茶馬司遺址始建於熙寧七年(1074年)。
代價落在茶戶身上。元祐元年(1086年),侍御史劉摯奏稱:“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又說,當地人議論“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修史者的話見於另一段:宋初在原、渭、德順三郡設互市,到南渡之後,“大率皆以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
明朝的辦法更為細密。洪武初年,戶部上言陝西、四川的茶園,請“每十株官取其一”,於是“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後來定下的價目是“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禁令同樣嚴厲:“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遣駙馬都尉謝達傳諭蜀王:“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金牌信符發出之後,兩條通道“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嘉靖十五年(1536年),御史劉良卿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籓籬,斷匈奴之右臂。”萬曆五年(1577年),俺答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上言:“番以茶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狄。”這幾句是奏疏裡官員的主張;劉良卿的奏疏上去之後,《明史》記“報可”。《明史》自己的結語是另一句:明末在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使商人得以私行,於是“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
清朝承接下來。《清史稿》寫道:“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徵課;曰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順治初年定“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康熙四年(1665年),在雲南北勝州開茶馬市。雍正十三年(1735年),“復停甘肅中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吳達善奏稱:“甘省茶課向為中馬設。今其制已停。”趙珍、高煜潮(《青藏高原論壇》,藏人文化網轉載)說,學界對停止的時間有多種看法,但普遍以雍正十三年為分界;乾隆年間以“茶司”替代“茶馬司”的名稱,表明制度上馬匹的痕跡消失。李俊清、李天順講的是互市形式的另一種分期,說清朝中葉之後“逐漸轉型”,沒有說官營以馬易茶止於何時。兩說並列。
這條正典同別的條目有四處相接。《明史》規定“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商茶“輸課略如鹽制”,同鹽關專榷一條所講的專賣,辦法相近。《宋史》所說的“羈縻”,正是羈縻分治一條所講的治邊之道。唐人的飲茶之風,在茶道乾坤一條裡有它的另一頭。商茶“給引徵課”,商人領引販運到邊,則落在通商貨殖一條。李俊清、李天順還寫到,四川康定原稱打箭爐,起初只是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莊,隨著茶馬互市興起,成了“番漢咸集”的貿易重鎮。
在這幾部書裡,種茶的是“與農夫業田無異”的蜀地茶戶(《宋史》),收課的是官府,“商茶,給引徵課”(《清史稿》),明末拿著賞由票私行的是商人(《明史》),“恃茶以生”的是番人(劉良卿語)。代價也寫進了同幾部書裡:劉摯筆下的蜀民,歐陽倫的下場,明末的“俱壞”。
宋人說“所嗜唯茶”,明人說“番以茶為命”,清人在中馬停止之後仍留下了“茶司”的名稱。奏疏裡的官員算的是控制與防邊:劉良卿要“制番人之死命”,李時成怕“番必從狄”;“羈縻”二字,是《宋史》修史者的話。從熙寧七年李杞入蜀“經畫買茶”,到雍正十三年“復停甘肅中馬”、乾隆二十五年吳達善說“今其制已停”,史書一路記下了這項交易的價目、禁令和代價。
茶馬互市是商道流長裡講茶馬邊貿的一類:以茶葉換取邊疆馬匹的互市,宋、明、清三代由官府經管,史書記有價目與禁令。《封氏聞見記》記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史稿》記“復停甘肅中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