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昭公八年(前534年)春,《左傳》記“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師曠,師曠答:“石不能言。”接著說:“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當時晉侯正在修築虒祁之宮。叔向聽了說:“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左傳·昭公八年》)“信而有徵”的本義就在這裡:話可信,是因為有可以查驗的憑據。
孔子把信放在立身的位置上:“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子貢問政,孔子說要足食、足兵、民信之;不得已先去兵,再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治國也要靠信:“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對樊遲,他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但他並不推崇死守諾言:子貢問怎樣才算士,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排在第三等(《論語·子路》)。孟子說得更直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他列舉的人倫裡,有一條是“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到了西漢,董仲舒在對策中把信與仁、誼、禮、知合稱“五常之道”,說這是王者應當修習整飭的(《漢書·董仲舒傳》),信由此從個人的立身之本,進入了國家倫理的綱目。
政令能否推行,要看百姓信不信。商鞅變法,法令已經備好還未公布,“恐民之不信”,便在秦都市場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招募能搬到北門的人,先許十金,沒人敢動,又加到五十金;有一人搬了,“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然後“卒下令”(《史記·商君列傳》)。信也落在了憑據上。《周禮·天官·小宰》列官府治事的“八成”,其中有“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借貸、給予和買賣的爭訟,都以券書為憑。《說文解字》釋“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在這裡,“信”就是可以合起來查驗的東西,正合“有徵”之意。
信也進入了日常的言語與家教。《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記楚人的諺語:“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一個人的承諾,被拿來與黃金相比。《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講曾子的妻子隨口答應孩子回來殺豬,曾子當真要殺,說:“嬰兒非與戲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於是“遂烹彘也”。這個故事講的是:教孩子守信,要從大人不欺騙孩子做起。
信與幾種典範互相牽制,也互相支撐。與“義薄雲天”: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孟子說“惟義所在”,信要以義為準。與“契約信用”:《周禮》以傅別、書契、質劑斷借貸與買賣之訟,信落實為可以對合的憑證。與“仁者愛人”:董仲舒把仁與信同列“五常”,信從此和仁一起被當作國家倡導的常德。與“孫子兵法”:論將的五德“智、信、仁、勇、嚴”,信排在第二。與“童蒙養正”:曾子殺彘的故事,講的正是守信要從幼年教起。
信讓一句話變成了可以查對的東西:叔向用“有徵”分辨君子之言,商鞅用一根木頭和五十金讓百姓相信法令,《周禮》以券書斷訟,《說文》把“符”解作“信”。它又被放在朝廷的“五常”、兵家的將德和家中的教養裡。孔孟同時提醒,信要服從義,不能硜硜然死守。從魏榆的石頭到季布的一諾,信始終問的是:這話能不能對得上。
信而有徵是常倫之道裡講誠信的一類:立身與交往中言而有信、話可以驗證的準則。《左傳》記叔向說“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孔子把信看作立身的根本,西漢董仲舒又把信列入“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