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把契約放進官府斷案的規矩裡。《天官·小宰》列“八成”:“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地官·司市》說“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說“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並定期限,“期內聽,期外不聽”;《秋官·朝士》說“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阿風(《安徽史學》2015年第4期)引《周禮》“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說這就是“財產訴訟以契約為憑”,又把當時的契約分作借貸的傅別、取予受入的書契、買賣抵押典當的質劑三種。
漢代的契約,阿風引居延漢簡《漢樂奴賣田契》:買三十五畝田,價錢九百,錢已付清,證人是“淳于次孺、王充、鄭少卿”,酤酒二斗,“皆飲之”;他說這份契約“沒有寫明具體的時間”,又引東漢鄭眾:“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署名王褒的《僮約》是一篇帶敘事的文章,文中錄有一段券文:“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農曆),即公元前59年,買一名奴僕,“決賈萬五千”。
紙張通行之後,契約寫在紙上。阿風說4世紀初紙在書寫材料中佔了壓倒優勢,吐魯番出土的紙契有租佃、僱傭、借貸、買賣,舉《高昌延壽五年(628年)趙善眾買舍地契》為例,契中強調“三主和同立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為信”。韓森與榮新江合寫的英文文章(耶魯大學歷史系網站)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非佛教文書數千件中,契約有二百五十餘件,日本學者山本達郎、池田溫1987年把它們分作買賣交換、租借、僱傭等類。
唐律為契約設了罰則。《唐律疏議》卷二十六:“諸負債違契不償,一疋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諸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疏議說買奴婢、馬牛駝騾驢等“依令並立市券”,“已過價訖,若不立券,過三日,買者笞三十,賣者減一等”,末句又說“令無私契之文,不準私券之限”。阿風以一件敦煌契約為例,說契末的“官有政法、人從私契”是唐代契約套語,讀作私人土地交易缺乏國法保護,因此要“書指為記”,但他也記下其中有“政法”不干涉“私契”的含義。兩讀並存。
宋以後契約進入賦稅。阿風引《文獻通考》: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又引《名公書判清明集》:“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徽州文書裡的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寧縣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價錢寫作“官會拾柒界壹百弍拾貫文省”;《洪武二十七年(1394)祁門謝再興同弟賣山地赤契》寫“面議價鈔陸貫”。《大明律》寫:“凡典買田宅不稅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價錢一半入官。”阿風說,土地買賣契約與黃冊、魚鱗圖冊相互配合,“成為確認土地產權的重要憑證”;清代告田土“必以契券地鄰為據”,從此以有無契約作為受理案件的前提。
契約還留下了一批文書。康健(《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7月21日)稱遺存至今的徽州文書有百萬件,並引周紹泉“沒有徽州文書就沒有徽學”;阿風(同報2014年3月6日)轉述周紹泉2000年的文章,說徽學成為新學科,根本原因是徽州文書的發現與利用。康健說合同文書涉及“合夥租佃、商業合同、出拼文書、山林產權爭訟、木材販運經營”等方面,山場糾紛涉及“重複買賣、山界不明、盜砍盜賣”,他說這些爭訟“從側面折射出山林經營在民眾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阿風稱契約是“私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麼算正典?阿風的判斷是:成文法裡調整契約關係的條文數量少,“瞭解傳統中國社會的民事法秩序,必須從‘契約’入手”。證據可查:周禮定期限,唐律罰買奴婢、馬牛不立市券,明律罰不稅契,清代受理要看契券,後世又因文書立學。它同別的正典相接:宗族信託一條的宗族,康健說山林成了徽州宗族產業的基礎;通商貨殖一條的商人,中島樂章(康健引)稱商業資本“屢次依賴同族籌措”;交子鈔引一條的交子,《宋史》說“爭訟不息”;匯通天下一條的票號則“重信用,不重契據”。
《周禮》用傅別、書契、質劑聽訟,又定“期內聽,期外不聽”;漢代賣田有證人,《僮約》裡錄著券文;唐律罰負債違契不償,也罰買奴婢、馬牛不立市券;宋初收印契錢,明律罰不稅契,清代以有無契約定是否受理。徽州文書遺存百萬件,周紹泉說“沒有徽州文書就沒有徽學”。阿風的結論是,要了解傳統中國的民事法秩序,必須從契約入手;而山西票號,《清稗類鈔》說是“重信用,不重契據”。
契約信用是商道流長裡講民間立契的一類:租佃、合夥、買賣常常立契為憑,信用就寫在契約裡。西周裘衛盉的銘文記下以玉器、皮裘換田地的交易,唐代吐魯番、敦煌的契約格式完備,明清徽州等地留下大量田契、合夥和僱傭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