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租佃、合夥、買賣都立契為憑,契約格式完備,簽押與中人制度成熟,成為商業往來與產權的憑據

西周至今
前59年 · 演變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農曆,公元前59年),《僮約》(署名王褒,一篇帶敘事的文章)文中錄有一段買奴僕的券文,署此日期。628年 · 演變高昌延壽五年(628年),趙善眾買舍地契,強調三主和同立券、各自署名為信(阿風文所引,原載《吐魯番出土文書》)。969年 · 演變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田宅典賣須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阿風引《文獻通考》)。1991年 · 影響1991年,《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出版,此後徽州文書與徽學研究日益受到國外學術界關注(阿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6日)。

《周禮》把契約放進官府斷案的規矩裡。《天官·小宰》列“八成”:“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地官·司市》說“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說“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並定期限,“期內聽,期外不聽”;《秋官·朝士》說“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阿風(《安徽史學》2015年第4期)引《周禮》“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說這就是“財產訴訟以契約為憑”,又把當時的契約分作借貸的傅別、取予受入的書契、買賣抵押典當的質劑三種。

漢代的契約,阿風引居延漢簡《漢樂奴賣田契》:買三十五畝田,價錢九百,錢已付清,證人是“淳于次孺、王充、鄭少卿”,酤酒二斗,“皆飲之”;他說這份契約“沒有寫明具體的時間”,又引東漢鄭眾:“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署名王褒的《僮約》是一篇帶敘事的文章,文中錄有一段券文:“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農曆),即公元前59年,買一名奴僕,“決賈萬五千”。

紙張通行之後,契約寫在紙上。阿風說4世紀初紙在書寫材料中佔了壓倒優勢,吐魯番出土的紙契有租佃、僱傭、借貸、買賣,舉《高昌延壽五年(628年)趙善眾買舍地契》為例,契中強調“三主和同立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為信”。韓森與榮新江合寫的英文文章(耶魯大學歷史系網站)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非佛教文書數千件中,契約有二百五十餘件,日本學者山本達郎、池田溫1987年把它們分作買賣交換、租借、僱傭等類。

唐律為契約設了罰則。《唐律疏議》卷二十六:“諸負債違契不償,一疋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諸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疏議說買奴婢、馬牛駝騾驢等“依令並立市券”,“已過價訖,若不立券,過三日,買者笞三十,賣者減一等”,末句又說“令無私契之文,不準私券之限”。阿風以一件敦煌契約為例,說契末的“官有政法、人從私契”是唐代契約套語,讀作私人土地交易缺乏國法保護,因此要“書指為記”,但他也記下其中有“政法”不干涉“私契”的含義。兩讀並存。

宋以後契約進入賦稅。阿風引《文獻通考》: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又引《名公書判清明集》:“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徽州文書裡的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寧縣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價錢寫作“官會拾柒界壹百弍拾貫文省”;《洪武二十七年(1394)祁門謝再興同弟賣山地赤契》寫“面議價鈔陸貫”。《大明律》寫:“凡典買田宅不稅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價錢一半入官。”阿風說,土地買賣契約與黃冊、魚鱗圖冊相互配合,“成為確認土地產權的重要憑證”;清代告田土“必以契券地鄰為據”,從此以有無契約作為受理案件的前提。

契約還留下了一批文書。康健(《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7月21日)稱遺存至今的徽州文書有百萬件,並引周紹泉“沒有徽州文書就沒有徽學”;阿風(同報2014年3月6日)轉述周紹泉2000年的文章,說徽學成為新學科,根本原因是徽州文書的發現與利用。康健說合同文書涉及“合夥租佃、商業合同、出拼文書、山林產權爭訟、木材販運經營”等方面,山場糾紛涉及“重複買賣、山界不明、盜砍盜賣”,他說這些爭訟“從側面折射出山林經營在民眾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阿風稱契約是“私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麼算正典?阿風的判斷是:成文法裡調整契約關係的條文數量少,“瞭解傳統中國社會的民事法秩序,必須從‘契約’入手”。證據可查:周禮定期限,唐律罰買奴婢、馬牛不立市券,明律罰不稅契,清代受理要看契券,後世又因文書立學。它同別的正典相接:宗族信託一條的宗族,康健說山林成了徽州宗族產業的基礎;通商貨殖一條的商人,中島樂章(康健引)稱商業資本“屢次依賴同族籌措”;交子鈔引一條的交子,《宋史》說“爭訟不息”;匯通天下一條的票號則“重信用,不重契據”。

《周禮》用傅別、書契、質劑聽訟,又定“期內聽,期外不聽”;漢代賣田有證人,《僮約》裡錄著券文;唐律罰負債違契不償,也罰買奴婢、馬牛不立市券;宋初收印契錢,明律罰不稅契,清代以有無契約定是否受理。徽州文書遺存百萬件,周紹泉說“沒有徽州文書就沒有徽學”。阿風的結論是,要了解傳統中國的民事法秩序,必須從契約入手;而山西票號,《清稗類鈔》說是“重信用,不重契據”。

契約信用是商道流長裡講民間立契的一類:租佃、合夥、買賣常常立契為憑,信用就寫在契約裡。西周裘衛盉的銘文記下以玉器、皮裘換田地的交易,唐代吐魯番、敦煌的契約格式完備,明清徽州等地留下大量田契、合夥和僱傭文書。

參考來源 (14)
  1. 伊藤道治《裘衞諸器考》 (Kyoto University repository)
  2. Western Zhou land-transfer inscriptions study (IHP Academia Sinica Bulletin)
  3. 維基文庫《周禮·天官冢宰》
  4. 維基文庫《周禮·地官司徒》
  5. 維基文庫《周禮·秋官司寇》
  6. 維基文庫《僮約》(署名王褒)
  7. 維基文庫《唐律疏議·卷第二十六》
  8. 維基文庫《大明律·卷五》
  9. 阿風《中國歷史上的“契約”》(《安徽史學》2015年第4期)
  10. How the Residents of Turfan used Textiles as Money, 273–796 ce(Valerie Hansen and Xinjiang Rong)
  11. 徽州文書展現明清山林經濟整體面貌(康健,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7月21日)
  12. 徽學:走進歷史現場(阿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6日)
  13. 維基文庫《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貨下三)》
  14. 維基文庫《清稗類鈔·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