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愛人

春秋晚期，孔子的學生問仁，他因人作答。顏淵問仁，他說“克己復禮為仁”；樊遲問仁，他答“愛人”（《論語·顏淵》）；有子把孝弟稱作“為仁之本”（《論語·學而》）。到戰國時期，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離婁下》），又說“惻隱之心，仁也”（《告子上》），把仁安放在人人都有的不忍之心上；他勸齊宣王把不忍看一頭牛被宰的心推到百姓身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恩足以保四海”（《梁惠王上》）。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概括說，在孟子看來，仁是從幼年的愛親之情培養起來的。

此後兩步把仁帶進了國家的制度。西漢武帝即位後徵舉賢良，董仲舒對策說：“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漢書·董仲舒傳》）南宋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編作注，成《四書章句集註》；據《大英百科全書》，這套書在1190年刊行。《四書大全》引朱子的話說：“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

仁對歷史的作用，一是成了衡量君主與政事的尺度。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說：“仁者無敵。”據儒家網編者整理的宋立林講座概要，這位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在講座中談到，孟子把禮治與仁政緊密結合，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為基礎。二是進入了選官與教育。《漢書》記，董仲舒對策之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儒學由此有了學官，地方薦舉也有了名目。三是成了科舉的內容。據新世界百科全書，元朝在1313年把四書定為官方經典，以此為準的科舉從1315年開始；《大英百科全書》記四書在1313年至1905年間是科舉的官定科目，從1415年起熟悉朱熹的注是應試成功所必需。此後近六百年，凡經科舉入仕的讀書人，都要先讀朱熹對仁的解釋。

在觀念上，仁被放在生死之上。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它也一再被後人重讀和質疑。清代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批評的是以“理”責人的做法。清末譚嗣同著《仁學》，界說的第一條是“仁以通為第一義”，把仁解作人與人之間的相通。1918年，魯迅在《狂人日記》裡寫狂人翻開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他卻從字縫裡看出“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同一個字，在元明清是取士的標準，到了近代又被寫進對舊歷史的控訴。

仁與另外四種典範互為依託。與“禮以行之”：顏淵問仁，得到的回答是“克己復禮”，孟子也以“仁者愛人”與“有禮者敬人”並舉；同一份概要把孔子思想的核心歸納為“仁禮合一”，說孔子通過“以仁釋禮”為禮樂文明注入新生。與“孝慈傳家”：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的推恩也從“老吾老”開始，家中的孝是仁向外推的起點。與“四書五經”：朱熹把對仁的解釋寫進四書的注裡，四書因此成了講仁的基本文本。與“科舉選賢”：元代以後的科舉以四書和朱注為準，仁的定義隨考試進入了每個應試者的課業。

仁能成為典範，是因為它從師生問答一路走進了國家的制度：孔子用它解釋禮，孟子拿它衡量君主，漢代依董仲舒之議立學官，元明清以朱注取士近六百年。它又是禮、孝、四書與科舉共同的主題；沒有它，禮會只剩儀節，孝會止於一家，四書和科舉也少了一以貫之的內容。也正因為它站在這個位置，戴震、譚嗣同和魯迅才一再重讀它、質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