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煉丹書,把硝、硫、蜜合燒起火的做法記作錯誤。《真元妙道要略》(該頁版本說明:原題鄭思遠撰,書中引述李勣、吳筠及姻籮子之語,“當出於五代宋初”)列了一串煉丹的錯誤做法,其中一條:“有以硫黃、雄黃合硝石,並蜜燒之,焰起燒手面,及燼屋舍者。”作者的評語是這些做法“皆是費財破家,損身喪命,傷風敗教”。同樣的硝石與硫黃,後來成了軍器的原料。
進入軍事的配方見於北宋。仁宗序文說,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武經總要》,由丁度“總領書局”;該頁標註序作於慶曆四年,註明據《直齋書錄解題》補。前集卷十二有兩處寫明“火藥法”:一處在守城炮具部分,用晉州硫黃、窩黃、焰硝,加砒黃、定粉、竹茹、松脂、桐油等,做成膏,“以砲放”;另一處接在“蒺藜火毬”條下:“火藥法用硫黃一斤四兩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前一處沒有炭末,後一處有。同卷還寫了霹靂火毬、火藥鞭箭、火藥箭的用法。
金末的守城把火藥寫進了戰史。《金史·赤盞合喜傳》記北兵攻京師,守城一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有人獻策,“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大兵惟畏此二物”。攻城一方也用:“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該段所記在“九年”,上文為正大八年,應是正大九年。《明史》另有一說:古所謂砲“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兩種記法並存,這裡不作裁斷。
明代把火器編成了一個營。《明史·兵一》說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其制皆備於永樂時”,神機營的來歷是“徵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平日“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兵四》記永樂十年(1412年)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砲架”,二十年增置於大同、陽和、朔州等衛,同時說“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在獨石立神銃局,“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洩,敕止之”。
晚明的火器多了,也出了問題。《兵四》記其後大西洋船到,得巨砲“紅夷”,“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啟“請令西洋人製造,發各鎮”。可是“將帥多不得人”,流寇犯闕時“三大營兵不戰而潰,槍砲皆為賊有,反用以攻城”,中官則“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修史者說得明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詳焉。”
宋應星談到火藥,先說這是“今時妄想進身博官者,人人張目而道,著書以獻,未必盡由試驗”的話題,自己“亦粗載數葉,附於卷內”;藥性他用陰陽來講:“硝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於無隙可容之中”,又說“硝性主直,直擊者硝九而硫一。硫性主橫,爆擊者硝七而硫三”。《天工開物》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
這些記載把火藥同別的條目連了起來:宋應星用陰陽講藥性,用的是陰陽五行一條所講的框架;《兵四》列的“佛郎機”“鳥嘴銃”等“凡數十種”,是火器革新一條的內容;山頂的五砲架和邊墩堡裡的神銃,接上了萬里長城一條所講的邊防;《金史》裡院官提出“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守城的炮是在堅壁清野一條所講的防守思路裡使用的;徐光啟請西洋人造炮,又連著西學東漸一條。
同是硝與硫,落在不同人的筆下,意思便不一樣:煉丹書把它們與蜜合燒、燒手燒屋記作錯誤,北宋編書的人列出斤兩,寫成“火藥法”,金末守城的人把藥裝進鐵罐,明代京營為火器專設一營,又把邊墩的神銃看作“國家所重”。宋應星還提醒,談火藥的人未必都試驗過。在丹家是過失,在兵家是軍器,到了修史者筆下,又成了“前代所少,故特詳焉”的一段。
火藥兵工是格致算造裡講火藥與軍器製作的一類。它講從唐代煉丹書記載硝、硫混合物燃燒,到北宋《武經總要》記下三種軍用火藥配方,再到明永樂年間設立專用火器的神機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