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舍法要解決的,是太學裡怎樣升降學生。《宋史·選舉志》記,慶曆年間太學曾置內舍生二百人,熙寧初又增一百人,隨後詔定通額九百人;熙寧四年,用錫慶院和朝集院的西廡建起講書堂四所,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各執一經,“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元豐二年頒《學令》,定“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紹聖初,監察御史郭知章奏言“先帝立三舍法”,要求“復元豐法”。
考試有定制:“凡私試,孟月經義,仲月論,季月策”。升降看兩樣。公試考入前兩等才升內舍,內舍生試入優、平二等才升上舍,而且“皆參考所書行藝乃升”;《宋史》解釋:“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內舍生行藝俱優的,列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試”,下等“以俟省試”。學校裡的名次,在這裡同科舉的兩級考試直接掛了鉤。
推廣分幾步。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又在城南建外學辟雍,據蔡京所奏,“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並擬將太學上舍增至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崇寧間更“詔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宣和三年,又“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內外學“悉遵元豐成憲”。
評價兩面都有。浙江大學祖慧、費習寬的論文摘要說,徽宗朝在三舍法基礎上創立三舍貢士法,“將學校教育與科舉取士結合起來,形成人才培養、選拔、任用一整套管理體系,這次嘗試對明清科舉影響深遠”。《宋史》的議論落在另外兩科上:元祐創立經明行修科,後來又立八行科,八行科立後,“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為形跡,求與名格相應”;對這兩科,它的結論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乃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者”。《宋史》還寫到“崇寧以來,士子各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尚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太學裡也有門戶之爭:楊時說王安石“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陳過庭回他“此一偏之大失也”,諸生習用王學,“群起而詆詈之”。
南宋仍用其法。紹興十三年“始建太學”,養士七百,“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紹熙三年,趙汝愚等批評當時“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請“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
它同幾條正典相連。科舉選賢一條:《宋史》總敘說,“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三舍法是學校與考試相接的一種做法。一館六學一條:唐代“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宋代“凡學皆隸國子監”,太學仍在這個框架之內。四書五經一條:神宗問王安石“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於是“頒王安石《書》《詩》《周禮義》於學官,是名《三經新義》”。書院揭示一條:朱熹的《揭示》要學者“言忠信,行篤敬”,三舍法考的“行”是“率教不戾規矩”,兩處並讀,可見學規與太學考校各有各的尺度。
太學裡的三級升降,熙寧四年排定,元豐二年定下外舍兩千、內舍三百、上舍一百的員額;崇寧間推及州縣,一度取代發解與禮部試,宣和三年又退回太學。上舍的等第直通殿試與省試,學校與考試在這裡接上了頭。祖慧、費習寬說這次嘗試對明清科舉影響深遠;《宋史》則記下,八行科立後三舍“皆不試而補”。辦法幾經進退,到南宋紹熙年間,趙汝愚還在請“倣舍法以育材”。
三舍法是杏壇薪火裡講宋代學校升等的一類。它講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在太學推行的“三舍法”:學生逐級考試,在外舍、內舍、上舍之間升降;崇寧年間推及州縣學,宣和三年罷州縣三舍,此後只在太學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