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運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說明稱，大運河從公元前5世紀起分段修建，到隋代才出現把各段連成全國一體交通線的構想，到元代達到新的高峰，以兩千多公里的人工水道把五大流域聯在一起。運河的起點見於《左傳·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傳文只說是吳國所為；因《哀公元年》已記“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後人把開邗溝歸於吳王夫差。

隋代把各段接成幹線。《隋書·煬帝紀》載，大業元年（605年）三月，隋煬帝“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引穀水、洛水達於黃河，又自板渚引黃河通於淮河；大業四年（608年）又“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元代再添新段：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開會通河，“以通南北之貨”；至元三十年（1293年），都水監郭守敬主持的通惠河告成，此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靠陸路運官糧，此後“京師無轉餉之勞”（《元史·河渠志》）。於是有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京杭大運河。

運河的分量，在於它怎樣維繫一個都城在北、糧賦在南的國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陳超指出，中國經濟重心自魏晉南北朝轉移到南方之後，北方一直是政治中心；在他看來，隋唐開鑿並維護運河，就是為了維繫這種格局，漕運通過運河把各地的賦稅、糧食、錢帛運到京城。教科文組織的說明也說，運河長期由漕運制度管理，即朝廷對糧食和重要原料運輸的專營，把農耕經濟與朝廷、百姓和軍隊的糧食供應聯繫起來。明代的選擇可以為證。《明史·河渠志》記，明成祖建北京，起初“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並參用海運；永樂九年（1411年）命尚書宋禮等疏浚會通河；同卷又記陳瑄、清江浦一段的工程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五月告成，接著寫道：“自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清代的河運則從19世紀中葉起逐步收場：《清史稿·食貨志》說“自咸豐三年河運停歇”；1855年（咸豐五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運道益梗”；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朝廷“以財用匱乏”，諭令各省河運、海運自當年起“一律改徵折色”。

運河也改變了沿岸的生活與文化。陳超認為，運河的貫通促進了沿岸商業的發展，“運河兩岸城市百業俱興，商業氣息尤為濃厚”，物資往來之中也傳播了文化。對開河的評價則有分歧。唐代皮日休的《汴河懷古》寫的是汴河，即隋代通濟渠一線：“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詩裡說人們都把隋亡歸於這條河，又指出千里水路至今仍靠它通行；在他看來，若沒有煬帝乘龍舟巡遊之事，開河之功可與大禹治水相比。2014年，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教科文組織的說明稱它至今仍在使用。

運河與三種典範相互牽連。與“九曲安瀾”：《清史稿》記下了黃河對運道的牽制：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由張秋入大清河，“運道益梗”。與“授時曆定”：主持通惠河的郭守敬，也是呈上新曆的官員之一。《元史·郭守敬傳》記至元十七年新曆告成，郭守敬與諸臣一同上奏；又記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從上都回京，過積水潭，“見舳艫敝水”，大悅，賜名通惠河。在元代，修曆與開河都有郭守敬參與。與“市井商肆”：陳超說運河兩岸城市商業氣息尤為濃厚，南來北往的船貨，給沿岸城市的街市帶來了買賣。

一個都城在北、糧賦在南的國家，要靠這條運河把南方的糧賦運進北方的京城，這是它成為典範的根本。史志記下，糧路一變，制度也隨之改變：明代自1415年起漕運直達通州，海運、陸運俱廢；清代河運在咸豐年間停歇，到1901年漕糧一律改徵折色。它也牽連著別的典範：黃河決口使它“運道益梗”，郭守敬既參與修曆又主持通惠河，沿岸城市因它百業俱興。皮日休詠汴河，甚至說若無龍舟之事，開河之功可與大禹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