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了都城,糧食卻在南方。《元史·食貨志》寫:“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衞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明史·河渠志》說明成祖建北京後“轉漕東南”,又寫:“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京杭運河要回答的,就是這道距離題。
這條水路是分段修成的。《左傳》哀公九年(前486年)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中國新聞網2024年7月9日轉載荔枝新聞的一篇文章寫:“早在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築邗城”;《左傳》這一句只寫“吳”,沒有寫夫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頁面說,大運河自公元前5世紀起分段興建,到公元7世紀的隋代,才第一次被設想為全帝國統一的交通線。《隋書·食貨志》也記,開渠之後“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隋書·煬帝紀》記大業元年(605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大業四年(608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大業七年(611年),煬帝“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
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中的第二首寫到,當時有人把隋亡算在這條河上:“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前兩句說千里之內仍靠它通行;後兩句說,撇開龍舟水殿的事,它同大禹相比,功勞不見得更少。
元代把路線取直。《元史·河渠志》記,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有人建言開河置閘,引汶水通御河,工程“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六月辛亥成”,賜名會通河。這裡和下文所引的月份都是農曆,本條不作換算。通惠河“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即1292年與1293年,此前“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可是元代運糧的主力不是運河。《元史·食貨志》記海運自伯顏獻言之後,“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明史·宋禮傳》說會通河“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為多”。
明代才把這段河變成國家的運道。《明史·河渠志》記,永樂四年(1406年)成祖命陳瑄督轉運,一路仍由海,一路浮淮入河;“九年二月乃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浚會通河”,即1411年;宋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陳瑄開清江浦,“十三年五月,工成”,即1415年,“自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同一篇的開頭另有一句:“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一句繫於會通河,一句繫於清江浦工成,這裡並列,不作合併。
河通了,隨後是一套制度。《明史·食貨志》記,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永樂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說:“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宣德四年(1429年)起設鈔關,“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臨清、北新諸鈔關”,按船的大小收“船料”,“不稅其貨”,只有臨清、北新“兼收貨稅”。通商貨殖一條講商幫與商路,《明史》的“附載土宜”與“商販所聚”,寫的都是商貨走運河的事。鹽關專榷一條講國家對鹽與關津的徵榷,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是沿河設關征稅的一例。
河也會反過來牽制朝廷。《明史·河渠志》把黃河稱作“河漕”,列在漕河的幾種之下;講閘漕的一段末尾又寫:“惟河決則挾漕而去,為大害。”九曲安瀾一條講黃河治理,運河與它的牽連就在這裡。《清史稿·食貨志》記,咸豐五年(1855年),“河決銅瓦廂,由張秋入大清河,挾汶東趨,運道益梗”;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諭令“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皇家官式一條講明清皇宮;上文那句“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只寫建都與轉漕,沒有提到宮城,把它同皇家官式連起來,是本條的讀法。
把上面的記載放在一起看:轉漕東南的定制,漕船與官軍的編制,“附載土宜”的規定,鈔關的設置,臨清、淮安一類“商販所聚”之地,都繫在這條河上;河若不通,它們就缺了依託。《明史》說海運“險遠多失亡”,河運又“民苦其勞”,兩條路各有代價。元代多走海路;永樂十三年清江浦工成以後,漕運直達通州,“海陸運俱廢”;清末改徵折色。這幾步,上引的史志都有記載。
京師在北,糧在南,運道三千餘里。從吳人“溝通江淮”,到通濟渠、永濟渠、會通河、通惠河,一段段先後接上;元代的糧多走海路,永樂十三年以後,漕運直達通州,“海陸運俱廢”;漕船定為萬一千七百七十隻,許帶土宜,沿河設了鈔關;咸豐五年黃河決口,“運道益梗”,光緒二十七年起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皮日休一句“至今千里賴通波”,說的正是這條兩面都有賬的河。
京杭運河是山河經略裡講南北水道的一類。它講縱貫南北、溝通五大水系的人工水道:從春秋吳國的邗溝開始,經隋代整合、元代取直,成為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漕運幹道,把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