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同篇又說“放於利而行,多怨”,《為政》裡還有“見義不為,無勇也”。在他那裡,義是取捨的標準:同一件事,君子問應不應當,小人問合不合算。他也把義放在君子品格的底子上:“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
戰國時,孟子把義推到生死關頭。他以魚與熊掌作比:“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他把“羞惡之心”稱為“義之端”(《公孫丑上》),又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義利之辨並非只有一種答案:墨家的《墨子·經上》寫的是“義,利也”,把義與利看作一回事。
義利之辨很早就進入了朝廷的政策爭論。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詔丞相、御史與各地所舉的賢良、文學對話,“問民間所疾苦”。文學一方說,治人之道應當“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指責“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鹽鐵論·本議》)。這場爭論有實際結果:《漢書·昭帝紀》記同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七月“罷榷酤官”;鹽鐵專賣則沒有廢除。董仲舒任江都相時,對江都易王說:“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這句話後來成了書院的規矩。據張淦、趙連穩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朱熹於淳熙六年(1179年)到訪並修復白鹿洞書院,所立《白鹿洞書院揭示》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宋理宗視察太學,親筆書寫這份學規“賜示諸生”,此後它“遍及全國書院及地方官學”。
“義薄雲天”四字的來歷,要回到南朝。據《宋書·自序》,沈約於永明五年春受敕撰《宋書》,次年二月完稿。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裡稱屈原、宋玉、賈誼、司馬相如“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從上下文看,這裡稱讚的是辭賦的立意。今天的辭書收有成語“義薄雲天”,釋為“比喻極有義氣”,舉的例子正是關公,稱讚的已從文辭轉到了為人。明代小說《三國演義》第一回題為“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劉備、關羽、張飛立誓“背義忘恩,天人共戮”,結義成了小說裡兄弟相交的樣子。重義輕利的讀法也受過挑戰。據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盛邦和的論文,清初顏元說:“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當改為‘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盛邦和認為,顏元主張義與利並不對立。
義在幾種典範之間起著衡量的作用。與“仁者愛人”:孟子以“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把二者並舉,仁是存心,義是行路。與“禮以行之”:孔子說“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義是質地,禮是把它做出來的方式。與“信而有徵”: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論語·學而》);孟子更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守信也要以義為準。與“鹽關專榷”:鹽鐵之議上,文學一方正是用義利之辨反對鹽、鐵、酒的專賣,結果罷了酒榷。與“書院揭示”:董仲舒的話經朱熹寫進《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諸生處事的條目。
從孟子到顏元,每逢該取還是該捨,人們都拿義來衡量:孟子用它衡量生死,鹽鐵之議上的文學用它質問專賣,朝廷隨後罷了酒榷;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一句,經朱熹寫進白鹿洞學規,又由宋理宗賜示太學諸生。它也一直被爭論:墨家說“義,利也”,顏元要把“不謀其利”改為“以謀其利”。從桃園結義到書院學規,義始終是回答“應不應當”的那個字。
義薄雲天是常倫之道裡講重義輕利的一類:把超出個人利益的道義和擔當放在前面。孔子分辨義與利,孟子說“捨生而取義”,南朝沈約寫下“高義薄雲天”,後來凝成成語“義薄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