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史書裡早有位置。《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先把辦法分了等級:“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說各地物產不同,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貨殖列傳》裡沒有商幫,只有這條分工的理路;後面要看的,是明清的商人怎樣在官府的鹽法裡做起生意。
明代起頭的是邊防缺糧。《明史·食貨志》說:“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的軍糧運得遠、花費多,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皇帝“從之”。志裡解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又說“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洪武三年即1370年。這一頁寫的是山西行省的建議和開中辦法的出處,沒有說由此出了晉商。
後來這辦法改了。《明史·食貨志》寫:“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志接著說:“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邊儲“日虛矣”。弘治五年即1492年。鹽引由換糧改成納銀,商人不必再往邊上屯墾;這是志裡寫下的後果。
《五雜俎》已把兩處的商人並列相比。書中寫:“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的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山右人“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又說“新安奢而山右儉也”。該頁沒有寫成書的年份,本條不給。
徽州人為何出門經商,歸有光替一位程姓老人寫的壽序裡有一段解釋:“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他說天下都會,“連屋列肆”,“多新安之人也”;又稱程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還說他“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大族、山地與讀書人,被這位作者放在一處。
山西商人的特色,《清稗類鈔》記在票號上:票號“以匯款及放債為業者,其始多山西人為之,分號遍各省”;出資的方式是“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山西票號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同書說,山西票號“創於明季”,乾隆、嘉慶以後才漸漸發達,“同、光間,則為鼎盛時代”,宣統時有票號二十二家,“二十一皆山西幫”。同一頁另有兩說:一則與李自成有關的傳說(“相傳……為顧炎武所訂”),又說“日升昌為票號中之創設最先者”,“道光初,改匯兌業”。幾說同在一頁,這裡並列。教科文組織對平遙古城的說明,稱平遙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是全國的銀行業中心。
清代的變化,《清史稿·食貨志》記在淮鹽上:道光年間,“時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其在兩淮,歲應行綱鹽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承上文的道光紀年,這裡是1830年。接任的陶澍在淮北改行票鹽,章程十條,“每鹽四百斤為一引,合銀六錢四分,加以諸雜費,為一兩八錢八分”;志說,“人知其利,遠近輻輳,鹽船銜尾抵岸,為數十年中所未有”。志裡另有一句解釋舊辦法:“引商有專賣域,謂之引地。當始認時費不貲,故承為世業,謂之引窩。”
這些頁面合起來,看得出商人與官府的關係:開中是國家借商人運糧,鹽引成了可以世代相承的“引窩”,到了票鹽,又是國家改了辦法。至於商幫的合股、鄉緣和宗族,頁面上只有零星的片段:歸有光寫了新安的大族,《清稗類鈔》寫了銀股與身股;它們怎樣合成一種商幫,頁面沒有細說,本條也不替它們補全。
商人的足跡,還通到幾個別的條目。鹽關專榷一條講官府控制鹽利,開中、鹽引、票鹽講的,都是國家怎樣把鹽交給商人去運銷。宗族信託一條講族產與義莊,歸有光寫的新安“多大族”,同它在鄉里相接。匯通天下一條講票號的匯兌,平遙在教科文組織的說明裡以銀行業著稱。契約信用一條講立契為憑,《清稗類鈔》卻說山西票號“向重信用,不重契據”;把兩處放在一起讀,是本條的讀法。幣法更替一條講銀,弘治年間的納銀,是商人同貨幣的一個交點。
國家需要商人,商人的進退也牽連到國家。開中法把邊防的糧食交給商人去運,改為納銀之後,志裡寫下“商屯撤業”“邊儲日虛”;到了道光年間,志又寫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商人做的是買賣,在這幾頁裡卻同軍糧和鹽課連在一起。
《史記》說商“通之”,《明史》記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五雜俎》比較新安與山右,歸有光寫下“士而商”,《清史稿》寫到淮鹽改行票鹽。商人在這些頁面裡,是官府要借他們運糧、行鹽,讀書人也為他們寫壽序的一群人;而商幫是怎樣結成的,要靠別的材料去補。他們的位置,一頭連著邊倉和鹽引,一頭連著鄉里的大族。
通商貨殖是商道流長裡講商幫的一類:明代至民國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為代表的商幫經濟。同鄉同族的商人憑鄉緣信用、股份合作和長途販運做買賣,越過地域之間的物資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