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雜劇

宋元雜劇的來路，要從宮廷宴樂和城市瓦肆兩處看。吳自牧《夢粱錄》記宋雜劇的演法：“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御宴上“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寫汴京的瓦舍勾欄，桑家瓦子一帶“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說，《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其中用大曲、法曲、諸宮調和詞調的有一百五十餘本，“已過全數之半”，他由此斷定“則南宋雜劇。殆多以歌曲演之”。他又說正雜劇之前有豔段，“其後散段謂之雜扮”。

元雜劇把這些舊東西收束成定式。王國維寫：“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者。則元雜劇是也”。他看出兩層變化：一是“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二是由敘事體變為代言體，“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敍事。而曲文全爲代言”，兩者兼備，“而後我中國之眞戲曲出焉”。他又據《中原音韻》清點元曲牌調三百三十五章，出於古曲的“一百有十。殆當全數之三分之一”，其中“出於唐宋詞者七十有五”，故而說“元劇雖有特色。而非盡出於創造”。雜劇是在宋金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舊材料上長成的。

寫戲的人是誰，王國維分三個時代來排。蒙古時代，《錄鬼簿》捲上所錄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其中，“其人皆北方人也”，關漢卿、白樸、馬致遠，以及他寫作王實父的王實甫，都列在這一時代的名單裡，“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到中葉以後，“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鍾嗣成作《錄鬼簿》，序裡說他追念的故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職，俱有可錄”，怕的是“歲月彌久，湮沒無聞”，於是“復以前乎此者，敘其姓名，述其所作”。

雜劇的興盛與科舉的中斷相連，這是王國維的解釋。他寫：“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當時“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雜劇的作者“大抵布衣”，在他看來，“元初之廢科目。却爲雜劇發達之因”。科舉恢復，是在“仁宗延祐元年八月”。他還提到臧懋循《元曲選序》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都說元代曾以詞曲取士，斷為“其說固誕妄不足道”。這是科舉選賢之路與劇本寫作的一層關係。雜劇也留下了時代的面貌：王國維說它“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

文化上的評價來得晚。王國維寫：“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括號裡注的是韓文靖邦奇。這是把關漢卿與史家絕唱《史記》的作者相提並論。他推重關漢卿的《竇娥冤》、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稱“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雜劇的故事也被後來的戲取用：他舉南戲《拜月》說，“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王實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劇”。但他評明初周憲王的雜劇“詞雖諧穩。然元人生氣。至是頓盡”，又說其中每折唱者不限一人，“已失元人法度矣”。

南戲另有來路，也列在這個名下。南戲的開端並無定論：徐渭《南詞敘錄》寫：“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同時記下別說“宣和間已濫觴”；王國維則斷為“南戲出於宋末之戲文”，並說“元一統後。南戲與北雜劇並行”。南戲體制不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無一定之宮調”，他稱此為“南戲之一大進步”。高明作《琵琶記》，徐渭記他“惜伯喈之被謗，乃作《琵琶記》雪之”，又記高皇帝說：“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王國維總括說：“至元雜劇出而體製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於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並說南戲“至隆萬後始盛。而尤以吳江沈伯英璟臨川湯義仍顯祖爲巨擘”，這條線通向戲曲百花裡的崑曲和各地劇種。

宋雜劇的豔段與正雜劇，被元雜劇收成四折一楔子、每折一宮調的定式；科舉中斷之後，布衣文人把才力放進劇本，姓名由《錄鬼簿》記下；南戲與它並行，《琵琶記》得高皇帝稱許，又通向崑曲和各地戲曲。王國維稱“我中國之真戲曲出焉”，明人拿關漢卿去比司馬子長：宋元雜劇在後人眼裡，是中國戲曲體制定下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