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為什麼必要,荀子的解釋很直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荀子·禮論》)孔子則把禮看作德行落地的方式。他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他又比較兩種治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禮與刑在這裡被對舉,禮要的是人自己知恥。
禮的源頭,傳統上歸於周公。《禮記·明堂位》說,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這是相傳之說;據《隋書·經籍志》,《明堂位》是東漢馬融所定、合入四十九篇的三篇之一。禮書也經歷過散失:《漢書·藝文志》說,周衰之後諸侯“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西漢戴德、戴聖整理禮書。《隋書·經籍志》記,戴德“刪其煩重”,成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再定《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鄭玄為之作注。這部書就是《禮記》,它與《儀禮》一起成為後世禮學的經典。
禮的力量,先在漢初的朝廷上顯出來。當時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說“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請求徵召魯地儒生與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前200年)長樂宮建成,諸侯群臣按新儀朝賀,高帝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此後,禮成了歷代王朝要編定的典章。據《新唐書·禮樂志》,唐玄宗時學士張說主張折中貞觀、顯慶兩部禮的差異,後來蕭嵩奏請王仲丘撰定,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志中接著說:“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同一篇志開頭卻寫道:“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修史者一面記下禮典的完備,一面也承認,禮與實際的治理已經分成了兩件事。
禮也一再受到質疑。《老子》第三十八章說:“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在道家看來,禮是忠信衰薄之後才需要的東西。到了1919年11月,吳虞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發表《吃人與禮教》,文末寫道:“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禮教在這裡成了被控訴的對象。一種規範既被奉為典章,又被斥為“虛名”和“吃人”,可見它與日常秩序纏得有多緊。
孝、義、樂與經書,都要借禮成形。與“義薄雲天”:“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義要靠禮才能做出來。與“孝慈傳家”:孟懿子問孝,孔子答“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孝的每一步都落在禮上。與“四書五經”:《大學》《中庸》原是《禮記》中的篇章,經朱熹編入四書,四書在1315年起成為科舉的基礎。與“樂記文獻”:據《隋書·經籍志》,《樂記》由馬融定為《禮記》四十九篇之一,禮與樂由此同在一部經書裡。與“禮樂儀式”:周公“制禮作樂”的傳說,本來就把禮與樂當作一件事。
禮把看不見的德行變成了看得見的秩序:荀子說它為止爭而設,叔孫通用它讓一座新宮殿裡的群臣各就其位,《開元禮》把唐代五禮寫成一百五十卷,後世只作增減。孝、義、樂與四書,都要借它才能落到實處。也正因為它管得這樣具體,老子說它是“亂之首”,修史者嘆它成了“虛名”,吳虞說它“吃人”,批評總是衝著它來。
禮以行之是常倫之道裡講把內心的德行落到外在規範與儀式上的一類。語出《論語》“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意思是以義為根本,用禮來踐行。這一類說的是禮制怎樣成形,又怎樣通過日常行為,把長幼有序帶進平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