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色山水間的市鎮裡,樓閣上下擠滿觀者,街巷攤棚密佈,人群穿行於拱橋與院落之間,紅葉點綴青山。
瓦舍勾欄
城市固定的商業演出場所,標誌著表演藝術走向固定的演出空間、售票經營與市場競爭
瓦舍勾欄是什麼,宋人自己有解釋,也有分歧。《都城紀勝》說:“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夢粱錄》說,瓦舍是取“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對杭州的瓦舍,《夢粱錄》與《咸淳臨安志》都記了一種來歷: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創立瓦舍,“招集伎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說話一門,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引高承《事物紀原》,有“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的記載,並說它“其源則發於宋初”。
孟元老追記汴京,序末署“紹興丁卯歲除日”(即紹興十七年的除夕,按公曆已在1148年初),並說自己在“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書中寫汴京街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裡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裡瓦子夜叉棚、象棚”大的“可容數千人”。他列“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有小唱、嘌唱、雜劇、傀儡、講史、小說、影戲、諸宮調、舞旋、商謎,並且“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到了中元節,“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觀者增倍”。
這些場所怎樣運作,臨安的記載更具體。《武林舊事》記“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其中“北瓦內勾欄十三座”。不入勾欄、只在寬闊處做場的路岐,則“此又藝之次者”。《都城紀勝》說雜劇“末泥為長,每四人或五人為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為兩段”。
元代的記載來自夏庭芝《青樓集》。其志說:“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觀者揮金與之”。書中記藝人小春宴“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樑上,任看官選揀需索”;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珠簾秀則是“雜劇為當今獨步”。杜善夫的《莊家不識勾欄》,據《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所收原文,寫鄉下人進城,有人在門口招呼,“要了二百錢放過咱”,進門後見“層層壘壘團圞坐”。官府也在管:《元史·刑法志》有“諸民間子弟,不務生業,輒於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戲,聚眾淫謔,並禁治之”,又有“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
這類場所為什麼算典範,要看它留下了什麼。其一,演出有了固定的地點和管理:臨安的瓦子分隸兩個官署,元代的構欄遍及京師郡邑,藝人要在其中“作場”、被人“選揀需索”。其二,同一批看客面前並列著許多門類,《東京夢華錄》所列的京瓦伎藝便是一例。其三,它們留下了文字:王國維寫《宋元戲曲史》,談說話、傀儡諸門,多處引《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和《都城紀勝》。
勾欄同別的典範的關係,也在文字裡。與“宋元雜劇”相連:《都城紀勝》記雜劇的體制,《青樓集》記元代雜劇藝人,兩者都以勾欄為場。與“曲藝說唱”相連:京瓦伎藝裡的講史、小說、諸宮調,都在瓦肆演出,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講《五代史》。與“元曲牌調”相連:《青樓集》記李定奴“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曲調的名字,就這樣出現在勾欄的喝彩聲裡。與“儺戲偶戲”相連:京瓦有“杖頭傀儡”和“懸絲傀儡”,中元節還演“目連救母”。與“市井商肆”相連:《東京夢華錄》說,“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瓦子與酒肆、店鋪連成一片。
瓦舍勾欄讓城裡的演出有了固定的場子、固定的看客,也有了管它的人:汴京有五十餘座勾欄,臨安的瓦子分隸修內司和殿前司,元代的構欄遍及京師郡邑。說話、雜劇、傀儡、諸宮調在同一處瓦肆裡並列,雜劇與說唱都以這裡為場。“日日如是”的京瓦伎藝、“任看官選揀需索”的藝人和“聚眾淫謔,並禁治之”的律文,記下的是同一件事:在宋元,看戲聽曲已是有人經營、有人記錄,也有人管束的事。
瓦舍勾欄是絲竹霓裳裡講宋元城市固定商業演出場所的一類。北宋汴京出現瓦舍勾欄,表演從此有了固定的場地、售票的經營,也有了彼此競爭的市場。
宋代瓦舍勾欄劇場:台上雜劇優伶說唱做打,台下觀眾各據座次,大鼓與拍板敲擊,市井娛樂之繁榮. 宋代都市繁華中釋放商品經濟生力的商業購票劇場.
設想汴京的一個傍晚,一個年輕人走進瓦舍,被一排勾欄迷了眼。他在一座勾欄門口站住,買了票,擠進去找了個位置。臺上的演員剛一開口,臺下的人便安靜下來。
散場以後,他走出勾欄,對同伴說:明天還來,隔壁那座也想去看看。
北宋仁宗、神宗年間,汴京出現瓦舍勾欄,成為固定的商業演出場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追記汴京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元代大都等城市的勾欄上演雜劇。(這是一則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歷史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