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尚往來”一語,見於《禮記·曲禮》上篇。原文先說“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接著說:“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這是戰國以來禮學的主張,後來收入《禮記》,給人情互惠的倫理立下了說法。更早的《詩經》已有相近的意思:《衛風·木瓜》三章,每章都以“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作結,回贈不是為了兩清,而是為了長久交好;《大雅·抑》也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論語·學而》裡,曾子每天自問“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和鄰里在血緣之外怎樣相處,先秦典籍給出了禮、報、信三條線索。
“緣分”的“緣”另有來歷。2015年《維也納東亞研究學刊》上一篇研究緣分的論文,引述前人考證說:漢代已有“因緣”一詞,意為根據、憑藉;佛教傳入後,它被用來翻譯“十二因緣”,“因”是主因,“緣”是助成結果的條件;唐代以後,這類佛教觀念逐漸成為本土觀念;“緣分”的“分”大概取自“定分”,用來強調命定的意味。據《梁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在弘始三年十二月(約當402年初)到達長安,“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晉書》記姚興讓僧睿、僧肇等八百餘人跟他傳受經義。他所譯《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說:“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隨著這些譯經流傳,“因緣”之說傳布開來。
互惠的倫理在北宋有了成文的鄉里規約。《宋史·呂大防傳》說呂氏兄弟同居,相與論道考禮,“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又記:“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劉學智把《呂氏鄉約》的制定定在熙寧九年(1076年),說它出自藍田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兄弟;《宋史》則把這段話寫在呂大防傳中。同頁所載的一篇介紹文章說,它不是自上而下宣講的法令,而是入約者自願的約定,“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南宋朱熹編寫《增損呂氏鄉約》,明代王陽明據它在江西推行《南贛鄉約》,“此後傳行南北”。往來與相恤由此不只是個人的禮數:善行和過失都要記在簿籍上,三次違約就要受罰,屢犯不改的人被逐出約外。
到了二十世紀,人情往來成了社會學討論的題目,這些分析都是現代的說法。學者沈毅(《開放時代》2022年第4期)指出,費孝通1947年提出的“差序格局”,“雖然缺乏精確的科學界定,卻日益成為研究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型也是對它的解讀。沈毅引楊聯陞(1957)等人的研究說,受恩的人日後即使出於公共規則沒有回報施恩者,也可能面對報恩倫理的壓力和良心的譴責;他還說,人情交換中一般通過適當“吃虧”,讓對方“欠情”。緣分也被重新審視。前述論文綜合楊國樞等人的調查說,人們對緣分的相信程度仍然很高,但關於它的超自然來歷的信念已經減退;緣分過去常用來說明親屬、同鄉這類被看作命定的關係,現在更多用來說明無法用親緣或其他明顯原因解釋的關係。
緣分人情與三種典範彼此牽連。與“禮以行之”:“禮尚往來”本身出自《禮記·曲禮》,往而不來、來而不往都被判為“非禮”;《宋史》也把鄉約寫在呂氏兄弟講禮的段落裡,“禮俗相交”是鄉約四條之一。與“信而有徵”:曾子和子夏談朋友之交,落腳都在“信”上,有來有往的關係要靠守信維持。與“手足情深”:鄉約以“同約者”為對象,入約出於自願,互相照應不以同族為前提;上述調查也顯示,緣分如今更多用在親緣之外的關係上。
《曲禮》把“來而不往”判為非禮,呂氏鄉約把“患難相恤”寫進簿籍和罰則:互惠先是禮的要求,後來成了鄉里共守的約定,經朱熹增損、王陽明推行而“傳行南北”。鳩摩羅什的譯經讓“因緣”之說傳布開來,此後,緣分成了人們解釋相遇與親疏的一種說法。到了二十世紀,費孝通、黃光國、楊國樞等學者又把差序、人情、面子與緣分拿來研究中國社會,這一倫理也就從典籍和鄉約走進了現代的學術討論。
緣分人情是常倫之道裡講熟人社會中人際往來的一類。人情、面子和緣分,是朋友和鄰里之間彼此回報的心理,在血緣之外結成互相照應的關係。